“城区禁鞭”与多数人“施暴”

　　北京正在举行立法听证会，讨论《北京市烟花安全管理条例（草案）》。

　　鞭炮污染，具有非常“显性”的特点。哪怕九十九个人都厌恶鞭炮，只要有一个人燃放，那九十九人就要受罪。有人说“大多数民众”希望开禁，看来并没有根据。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认识“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是否禁止鞭炮这种问题上，即使得到“多数人赞成开禁”的数据，也不能“多数人”说废禁就废禁。

　　回想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不少人曾经因为鞭炮的关系而不那么喜欢民俗节日的到来，对于邻居的婚迁喜庆，也有点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狂放的鞭炮吓一跳。那时候，仅以正月前后为例，除夕团圆，新年零时，初一清晨，初二“开年”，初七“人日”，十五元宵，都会有鞭炮狂放。平常日子，这家团聚，固然可以放一通鞭炮；那家开饭，兴之所至，也可以狂放鞭炮。真是难得一刻安宁。鞭炮越放越响，原来在户外燃放，后来时兴在楼道逞能，达到惊心动魄的地步。风气浸润之下，即使是大学教师搬家，一些人也要鞭炮狂鸣“驱魔辟邪”，似乎不这样做心理就不能平衡。

　　温饱以来，基于生活质素的呼唤和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抵制污染的自觉性迅速提高。大家逐渐明白，除了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以外，噪声污染、光源污染和景观污染，都是强加于我们的污染，居民有不受污染的权利。

　　十多年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噪声之污染，一时竟以鞭炮为最。至于因为燃放鞭炮酿成的火灾，因为燃放鞭炮导致眼球摘除，更是令人痛心。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一些人的行为和活动有益于其他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叫做“外部经济”，例如你满脸春风我看着也高兴；而一些人的行为和活动恶化了其他人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叫做“外部不经济”，乱放鞭炮，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统称外部性。

　　凡是外部不经济的东西，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施主自己并不承担活动的全部后果，所以必须依靠公权立法或者规制解决，维护受影响者的利益。许多发达国家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车厢、客机内吸烟，就是这样的立法。

　　面对鞭炮的噪声污染、空气污染和伤害危险，如果政府不在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法规，不讲场合、不顾他人利益乱放鞭炮的陋习就难以扭转，居民的烦恼就无法解除。前面说了，鞭炮污染具有非常“显性”的特点。哪怕九十九个人都厌恶鞭炮，只要有一个人燃放，污染的效果就决不会轻。1992年广州市民在社会进步方面最感到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在城区禁止鞭炮的出售和燃放。由于这一立法体现了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讨论充分，也由于执法严格，广州市禁止鞭炮做得非常成功。

　　本来，亿万人民的习惯具有可怕的惯性。所以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能成功地在城区禁绝鞭炮，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实说明，当民众有了这样的要求，当民众有了一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的自尊，千年习俗也可以扭转过来。

　　可是最近，一些地方由于执法放松，鞭炮有回潮的趋向。舆论更是一面倒，渲染“传统自有活力”，渲染鞭炮“对于民众的精神生活的意义”，说什么“大多数民众都同意不放烟花鞭炮就不能算过年”，批评“地方政府强行贯彻禁鞭法规”。“传统自有活力”固然不值一驳，“大多数民众”云云，又有什么依据？何况，认识“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是否禁止鞭炮这种问题上，不能多数人说废禁就废禁。

　　社会习俗的具体演变，不容易预测，但是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大体上越来越安静，恐怕还是大势所趋。祥和之下，还有热闹，但是热闹有热闹的地方，不能把喧闹强加于不喜欢喧闹的人。出于“以人为本”，物业管理现在开始讲究“相邻权”了，既然喝酒、猜拳、打麻将、敲钉子喧闹了邻居，都在劝诫之列，更何况噪声污染和空气污染厉害得多的鞭炮？诚挚地希望，各大都市巩固城区禁止鞭炮的社会进步，不要后退。

　　作者：王则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