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应建立更完善的新闻发布制度

　　论吧

　　编者按

　　广州治安状况不容乐观，编辑部今起将组织广州治安问题系列讨论。本报记者虞伟将与警官、学者以及市民展开对话，探讨警方在治安整治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警民如何形成

　　虞伟(本报记者)：警方每周的警情通报中，公布了开展“剑兰”专项行动以来的发案数、破案数，发案数看来是在降低，治安形势有所好转。可不少市民对这些冷冰的数据并不感冒，甚至有所质疑。与此同时，类似8月11日发生的“20余男子持刀棍追砍保安夺摩托倒汽油烧死两人”恶性案件一周来仍然频频见诸媒体，“严打”之下仍有恶性案件发生！——这引起了市民极大关注，甚至有人怀疑是否有点“正不压邪”了。

　　A警官(广州警方负责对外宣传的民警)：这是本地媒体长期过度报道造成的负面影响。广州的治安形势虽然严峻，但还远没到“正不压邪”地步。媒体喜欢炒作，恶性案件报道中，还注重描写作案过程，对于犯罪分子被抓、判刑等后续报道，媒体却未给同等版面予以正面报道，甚至不报道。市民得不到相关信息，内心的恐慌、疑虑也就得不到及时消除。

　　虞伟：对于公众关注的案件，记者也会设法做后续采访报道，可惜渠道极不畅通。当我们接到警方抓获犯罪分子的报料，警方往往拒绝接受采访。各报只能根据掌握的信息进行报道，有时甚至出现同一件事，报道却不相同的情况，原本可能是很好的正面题材，这样一来，还是难以起到良好社会舆论效果。

　　A警官：刑事案件比较复杂，警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侦查清楚，到特定时候才能对外发布准确信息，所以警方还做不到“记者有问即应”。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广州媒体发达，市民有奖报料意识也很强，警方的很多行动，市民看见后均会向媒体报料。这种情况下，警方向媒体封堵消息已不现实。

　　当然这一切不能全怪媒体，这是警方现行的对外宣传工作制度过于保守、审批环节过多、效率低下造成的。目前对外宣传的口径需由市公安局统一发布，任何民警未经市局宣传部门同意，不得接受记者采访。这也是我接受采访却不敢署名的原因。

　　其实有些案件并不复杂，比如警察现场抓获了抢劫犯，这样简单案件的信息可以立刻对外发布，当事民警可以接受记者采访，这样的报道有利于树立市民对警方的信心。

　　虞伟：在广州这种媒体环境中，记者一听到要采访警方就头疼，听得最多的答复就是，“无可奉告，你们去找市局宣传处”。警察一见记者就驱赶，总之双方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记者纠缠，基层警察则显得很无奈，“我也没办法，我要是说了，饭碗就没了”。记者听到这里，也只能放弃采访。

　　A警官：不过媒体对于警方发布的正面信息，还是应当给予大版面报道。8月12日，警方对外公布了一个案件，8月10日，在增城市派潭镇，四名劫匪假扮乘客抢劫，当地200名警民合力围捕，最终人赃并获。这个案件比较曲折，但有不少媒体却未作相应报道。

　　虞伟：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条猛料啊。可惜，抓捕行动发生在8月10日，我们在两天后才收到公安通稿，而且通稿往往写得很笼统，乏味，警方的调查情况里没有受害人、证人说法，没有细节。如果警方希望媒体做好正面宣传工作，应该第一时间通知记者前往现场，让事主、相关证人和民警等讲述事件过程。只有这样，记者才能在现场感受到惊心动魄的追击过程，采写出真实感人的社会新闻，老百姓也爱看。港片《大事件》里，警方为了赢得市民的信心，甚至邀请媒体同步直播警方追捕行动，展示警方与匪徒斗智斗勇……

　　A警官：这个现在很难做到，需要审批，获准的几率很低，关键还要看是什么媒体。不过在我看来，媒体影响力虽然有大有小，可不能区别对待，毕竟它有自己的读者群，还是会影响一部分人。

　　今年年初，在“广州市社会治安状况评估”座谈会上，中山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周大鸣谈到：如果媒体对于社会治安安全感的夸张性传播，被敏感地不断复制，在市民中很容易引发同感。反观警方，由于对社会治安情况、市民关心的案件没有及时的官方消息，正式的渠道不能将正确有效的信息发布出来，可能会让误传信息乘虚而入。

　　因此，警方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新闻发布制度，将社会治安公共情况及时公布于众，这样，才不会发生“警方消息不敌网络流言”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