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印象

　　1944年初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走来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负责人董必武。他们中间有《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曼彻斯特导报》的特约记者冈瑟·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和《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

　　董必武鼓励他们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几个月后，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6名外国

　　几名中国记者一起以“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名义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行。这是自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对陕北的新闻封锁首次被撕开了缺口。延安敞开胸怀欢迎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

　　斯诺是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第一人，1936年当他冒险前来时，红色首都还在保安。随后来到延安的还有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贝特兰等，集体采访这是第一次。

　　与雾气浓重、天空阴郁的重庆相比，1944年集体采访延安的外国记者，在陕北欣喜地看到另外一种景象。这里气候干爽，阳光灿烂，处处充满生机，让他们感到舒畅。斯坦后来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在延安的政治舞台上，反映了乡村环境的平静和简朴，正像它的政治生命一样，是在缓慢的但是稳步的农村节奏中继续存在下去。

　　走进陕北的外国记者们，用他们的眼睛凝望着中共领袖们。当年因报道西安事变而闻名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曾说过，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外国记者中，不同的人对中共领导人有着各自的偏爱。斯诺偏爱的是毛泽东，史沫特莱偏爱的是朱德，海伦偏爱的是延安的女革命家们，而贝特兰偏爱的是贺龙……

　　几个月后，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佩克，见到了回到重庆的中外记者考察团中的斯坦一行人。佩克写道：

　　我和这批记者中的几个交谈过，我发现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以致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止一场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

　　李辉撰稿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16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