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史]刘兵：用人文触摸科学

　　学木匠、弹三弦、做冰棍、坐冷板凳……一个多栖科学史学者一路走来的生活方式

　　■人物

　　刘兵

　　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学专业，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思想史专业。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担任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著有《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著名超导物理学家列传》、《触摸科学———刘兵学术自选集》、《超导史话》等著作，译有《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等。

　　置身清华园中，刘兵的教授形象有些另类，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学科选择，“与其说我们热爱、追求的是一种具体的学科，倒不如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在黑龙江八一农大学做木匠

　　我的童年说起来挺曲折的。我出生之后，因为父亲工作的变动，我也不停跟着家庭在内蒙古阿东北啊等地迁移。大概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才固定在北京。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又正好赶上文革，父亲从农垦部调到黑龙江八一农大，我们全家又都跟着搬到了黑龙江。

　　我和爸爸住农大的集体宿舍里，当时八一农大虽然已经停课，但是那些教师们还在。八一农大虽然是一所大学，但毕竟是属于生产建设兵团的，是在农村，所以那些知识分子到了那里也算是一种冲击。不过对于我来说，当时北京正在开展上山下乡，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不如留在北京，但是做一个兵团战士（就是种地）还是比较理想的，而且还有三十二块五的工资收入。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想，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还能改善一点？比如说当一个木匠，就可以在屋里干活了。那些大学里有几个老师在文革中没有什么事，业余就拿做木匠活当成自己的乐趣，我慢慢跟他们学了不少木匠活。这还不像跟一个木工师傅学习，而是跟一批具有大学文化水准的人学习。现在想起来，除了学木匠活，还受到了很多思维方法的训练。

　　当时做了很多东西，还留下了不少作品，比如衣柜、衣箱、写字台等等。现在闹钟不算什么了，但是在当时算是奢侈的东西，谁家要是有个闹钟，都会做个小木盒子把它罩起来，就像后来大家给电视机做电视柜一样。我那时候就做了不少闹钟盒，都是不用钉子，靠榫子楔合上，还在上面雕上什么“葵花朵朵向太阳”之类的话，当时也不会雕别的。直到我搬到清华之前，我家里还保留着我做的那些家具。

　　为躲插队，考上“二炮文工团”曲艺队

　　1974年，我父亲退休了，我也就跟着回了北京。回来之后，我在104中学上学，这一段的生活也挺有意思。过去在东北，因为我是北京去的小孩，总显得突出一些，当时我还在小学里当过红小兵的大队长。回到北京之后，就不想参加那么多的活动了，那时候学校根本就不上什么文化课。有一次我自己拿了本《古文观止》在学校看，被老师发现了，结果被老师批判了一通，说我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影响很大，从那以后，我就不看古文了。

　　不过我在北京也还碰到几个比较好的老师，我们在私下里的交情都很好。当时学校里经常有到乡下去学农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会有一些宣传活动，还办油印的小报，我跟那几个跟我交情比较好的老师们学着写点东西，一起去办小报。有时甚至是我一个人带一拨人去做这种事情。当时办小报，从采编到写稿子到印刷再到送报，简直就跟现在的报纸编辑部一样。当地的老乡看了跟我们说：“你们长大了一定能到《人民日报》去。”虽然回到了北京，但是还面临着插队的问题。下乡的问题就像一个阴影一样无法摆脱。当时那些家中有势力的学生可以通过参军或者其他途径逃避插队，我当时出身算不上特别好，基本上算是平民，拥有一技之长是惟一可以对抗插队的出路。于是我就开始学习弹三弦，到了临高考前，我考上了“二炮文工团”的曲艺队，可以专业干这个了。

　　不过那时候开始恢复高考，“二炮文工团”也就没去。

　　1977年的高考我应该是考过了，但是那年有很多社会上的知识青年也参加了考试，对于在校生要求的分数比较高，就这样我只有上中专的机会。我心想中专也可以，但是结果也没有去成，体检的时候又把我刷下来了。

　　为什么呢？也不是重要的毛病，血压高。其实血压高也只是因为体检紧张，一检查血压“噌”就上去了。

　　这样我就一边开始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一边自己看医书去治疗我那种心理性血压高。那段经历可以说惊心动魄，自己打针、吃药，甚至还用了静脉注射的方法，这种方法，一般医生都是很慎重的。我自己不会静脉注射，就找了一个做护士的亲戚帮着我注射，那个护士懂得一些医学知识，但是也不是很懂，隐隐约约地有些害怕，问我打出问题怎么办，我说没事，我看书了，书上说如果发生问题，再打一种解药。就这样，终于把我的血压问题解决了。

　　求学北大，在实验室里做冰棍

　　又经过了半年的复习，1978年高考，我在我们学校考了最高分，比第二名高出好几十分。当时报志愿本来想学医，但是班主任说男孩子学什么医啊，学物理吧。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这样，我报了北大的物理系。

　　在北大物理系读了半年书，我才知道北大是个什么概念，北大物理系又是个什么概念。开始学物理的时候，也没有特殊的爱好，觉得学物理也还挺好，那几年学的也算不错。在北大的那几年里，我听了很多讲座，艺术类的、哲学类的、美学的……五花八门，我还旁听了别的系的课程，比如“中国小说美学”、“西方哲学流派”等等。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觉得还有一种想做文科研究的倾向。但是本系的课还是按部就班地上了下来。

　　当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家都算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只是在最后一年选修不同的专门化方向。我选修的是“低温物理学”，毕业论文是做一种叫镧四镓的超导材料的制备与性能测量，这种测量，要在比较复杂的低温条件下进行，要用到高成本的液氦来制冷，所达到的温度，大约是在摄氏零下260多度。制冷用的液氦，是放在一个密封的杜瓦瓶中。为了保持放液氦的杜瓦瓶的低温，在外层，又套了另一个开口的杜瓦瓶，里面放的是便宜一些的液氮。正是这个开口的杜瓦瓶和其中的液氮，让我们几位做实验的学生有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做冰棍呢？

　　1982年的冷饮市场上显然没有如今那么多的“族类”，质量也不是很好。我们利用实验室里车间的条件，用铜板做了几个相当“专业”的冰棍模子，使做出的冰棍的外形居然也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再从宿舍中带来牛奶、糖、鸡蛋，也许还有一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的配料———当时市面上卖的冰棍的成分里面肯定没有鸡蛋———在实验室中，把这些配料搅拌好，倒进模子里，把模子挂在放有液氮的杜瓦瓶中。我们的实验要进行很长时间，要等很久才能测一个数据，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可以慢慢地把冰棍做好并品尝了。这样做出来的冰棍，惟一的缺点是太凉了，温度大约是零下200度，吃的时候，一不小心，会粘在舌头上，据说这样的冻伤要比烫伤还厉害。不过，从今天我还能站在大学的讲堂上喋喋不休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把舌头冻坏到不可恢复的程度。

　　虽然指导实验和论文的老师并没有干涉我们在实验的间隙做冰棍，却也忍不住用略带责备的口吻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们这样的学生１其实，做冰棍只是实验中的小插曲，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实验工作后来都写成了论文，在国内的专业权威刊物上发表。

　　做科学史，坚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次物理实验，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因为兴趣的缘故，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方向是科学史，被录取了。1982年的夏天，大学还未最后毕业，中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赵中立的老师叫我们去谈了一次话。那时，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条件还很简陋，我们所属的教研室还在几间木板房中。我虽然因为自己对科学史这种与原来的科学背景既有交叉，又有很强的人文色彩的学科有兴趣，但对于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未来究竟怎样，却几乎毫无概念。记得当时几个人坐在一间黑洞洞的木板房中，赵老师与我们谈了很多问题，问我们的想法，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他很严肃地问我们：干科学史这一行可是挣不了什么大钱的，你们有思想准备在将来坐冷板凳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甘于一生做个清贫的学者吗？

　　20年后，我也拿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学生，20年前我给的答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很可能是愿意做一个清贫的学者之类的回答。也许每一位导师都曾听过无数次同样的回答，也看过了无数种不同的结局。在后来的许多许多年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赵老师的用意，才明白了一个学者的清贫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你看到周围出现了那么多不清贫的“非学者”的时候。

　　关于学术生涯，我和江晓原曾经有个说法，我俩都是做科学史的，从兴趣和爱好来说，我们俩的背景是相通的，与其说我们热爱、追求的是一种具体的学科，倒不如说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读书、思考、人文倾向和科学倾向的结合……

　　■记者手记

　　刘兵是个多栖学者，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与艺术、科学教育与普及、科学幻想、环境伦理、生态女性主义等等诸多的领域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不过这些领域概括起来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用个通俗但是不太确切的词来说就是“科普”。据说科普界有个说法：“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刘兵。”刘兵在大学读的是物理，还属于纯粹的科学范畴，到了研究生阶段，他就已经过渡到科学史方面了。这种转变在他的随笔集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说《触摸科学》，从书名来看，还有些特别崇尚科学的感觉，不过，即使在这个阶段，触摸二字也似乎预示了对神圣的消解。等到出版《两点间最长的直线》时，就有人开玩笑说这书名有些“反科学”的味道了。

　　其实，刘兵并不是真的反科学，他只是将科学作为人文研究的对象来审视而已。在这种转变之中，其实包含着刘兵对于科学文化的理解：“科学与人文相结合而形成的那种文化，它包括以人文的立场来看待科学，也包括以科学的立场来看待社会文化问题。”

　　口述：刘兵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