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某县公安局长月薪只有2000多元，也不贪钱财，却因为重病的母亲和妻子筹集医疗费而卖掉房子、举债30余万元。上级单位主动为他申请困难补助，并给予特批2万元（《信息时报》8月15日A12版）。笔者毫不怀疑“局长贫穷”的真实性，并向他深表同情，但对“特批2万元”之举，总觉有所不妥。
“公安局长怎么会生活困难”，这是事件引发不少人议论的焦点之一，透视出公安局
长这一职位在他们心中的特殊“份量”。不错，别说局长，就是有点官职的公务员，通常也不致于发生严重生活困难，但却不能排除由于特殊原因，导致“举债30余万”这样的困境。因此，上级单位关爱这位局长是应当的，他获得经济资助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能因为局长的身份而另眼看待。
不过，“特批”的做法，未免超出了干部经济救助的常规。因为，家属病重、德行清廉而致生活贫困的该县公安人员，大概不止局长一个；与这位局长一样生活困难的百姓，相信该县也大有人在。上级机关主动为他作困难申请，破例给予“特批”，如果仅仅因为他的重病致贫，因为他的清廉不贪，那为什么其他同类的人得不到呢？假如他不是局长，不是易于与省里官员接触的县级部门领导，会给予这种制度之外的“厚遇”吗？
我们有责任为这位局长缓解燃眉之急，但应通过有关的社会基金、社保机制、商业保险和慈善救助等途径；给他以“特批”解决，理由就好像不是贫困，而是和“局长”发生干系了。这么一“特”，折射出了“官本位”的意识。况且，这些钱来自于纳税人，财务列支上也没有“特批”这个项目。
倒是这位局长脑子很清醒，很理智。他对记者坚持“只交流、不采访、不报道”的原则，因为“认为当了局长就不能贫困，是可怕的误解”；“不想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因为“其中的苦衷，你们无法理解”。他的苦衷，除了“当公安局长竟然生活困难”之外，“特批”显然也是其中之一。对坚持“不贪”的堂堂一局之长来说，虽然接受了“特批”的金钱补助，心里却是无奈而又忧虑不安的。（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