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期间，曾有幸跟随林庚、吴祖缃、王瑶、吴小如等资深教授深入北京密云山区搞“教育改革”。同这些教授实行“五同”。从早到晚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又因为十分崇敬他们，因而观察这些老师也是很细致的。尤其对海内外知名的从陶渊明到鲁迅都很有研究的王瑶先生。
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先生的烟斗。他的烟斗不仅不离手，说他不离口也不夸张，
清晨醒来一睁眼，先生便将烟斗含在嘴里。洗脸时，先是将烟斗推向嘴角的一侧，将打好肥皂的毛巾擦洗另一侧，然后再将烟斗推向擦洗过的一侧，再擦洗这一侧。及至全擦洗完，再一只手使劲握住烟斗连吸几口，这才完成了洗脸的全过程。烟斗是他在那个时代的生活支撑点，须臾不离口。谈王先生的烟斗不能不说他吸的烟丝。他说他的烟丝是很一般的，但必须经由自己喷洒上从非洲桑给巴尔进口的香料。我平生不吸烟就是腻烦苦涩的烟味，但我却喜嗅从他口中弥漫出的一种高贵的芬芳。对此，别人也有同感，因而王先生说，我吸烟是让别人来享受的。
在乡下每转换一生疏地，大家在紧张安排住宿时，常常见不到王先生的身影，等找到他时，他却笑着解释大家对他的关切。他说，我患有糖尿病，因而每到一新址，必先熟悉茶炉和厕所的位置。谈到烟斗、喝茶及排泄，王先生遂自我解嘲曰，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因为王瑶先生常年饮浓茶及烟斗不离口，致使牙齿很黑。他的面部白皙，再加以头顶上的银丝白发，同牙齿形成显明对比，对此也有他幽默的解释———我是“颠倒黑白”。他说“黑”和“白”字时，都是带着极浓的山西入声口音的。这句话如相声中一个爽脆的“包袱”，至今音犹在耳。那个极左年代，教授们也只能在极小范围内，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在不经意间即兴对“四人帮”进行幽默挖苦，让人解颐开颜。
有的文章说王瑶先生是“一口河南口音”，这可能是误记。记得闲暇聊天时，王先生同我谈起过他曾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中学，以及他的乡亲———山西人在天津开钱庄及颜料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