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7日08:25 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李维娜摄

　　杨业功妻子　杨玉珍

　　我和老杨相伴相随30多年。在我的记忆中，老杨总是很忙，上班、出差、下部队，属于我俩的时间很少。家里常年放着两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一个装满了衣服、鞋子和生活用品，另一个装满了书籍和办公用品。这些都是老杨出差时必备的。他每次出差回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个包重新整理一遍，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又要出发。如今，这两个包还静静地放在那里。每当我看见这两个包，老杨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老杨当旅长那几年，整天忙碌在外，很少回家。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提升，他变得更忙了。1995年底，老杨当了基地副司令员。一天晚上，他刚进家门，连鞋也没脱就躺在沙发上，衣服湿漉漉的，浑身直打哆嗦。我问他怎么啦，他说和战士们在水里挖了一天的光缆沟。我又心疼又生气，端来热水给他洗脚，看到他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埋怨他那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拼命。他却说：“你要知道，带兵就是带士气，领导不带头哪来的士气！”

　　操心的事更多，老杨的身体也更差了。2000年6月，他做了心脏手术，安装了起搏器。出院的第二天就上班，忙起来不仅忘了吃药，有时连饭也忘了吃。我劝他，他拍着胸脯说：“没事，我的心脏增加了新的动力，现在是50多岁的人，30多岁的心脏！”

　　2002年下半年，老杨出现了腹胀、厌食、头晕等症状，有时上楼都胸闷气喘，特别吃力。我也催他去医院，他嘴上说“我一定去”，却因工作忙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11月，他在长沙学习时，突然昏倒在课堂上。医院检查的结果是癌症晚期！

　　那段日子，我一直为他的身体担忧。可躺在病床上的老杨，仍然是那样的乐观、坚强、自信，反而开导我说：“我的命很大，工作还没有干完，马克思是不会收留我的。”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天天缠着医生要求出院。2004年春节前夕出院那天，他就返回了基地。那天早上，天很冷，他裹上棉大衣要出门。我忍不住劝他：“老杨，你都病成这个样子，就别去了。”他却说：“部队这么忙，大事这么多，我躺不住呀！”说完，在公务员的搀扶下离开了家。站在门口，我望着他走走停停、慢慢远去的身影，心都要碎了。公务员后来告诉我，不足300米的路程，他竟然走了20多分钟。

　　老杨对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家里的家具基本上都是“老古董”，睡的床是4只大箱子拼成的，那是20多年前，他在团里当副参谋长时自己设计的，餐桌、柜子是他当处长时自制的，沙发是他当旅长时买的，电视机也用了10多年。1996年，我们家搬到了军职楼。我想借此机会添置一些家具、电器，可老杨什么也没让买。原来的窗帘洗完后缩水，短了一截，他却让我买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接上，继续使用。

　　到上海动手术前，他和我们“约法三章”：不管手术是否成功，不要找医院麻烦；无论病情如何，不能叫部属、老家来人探望；不管什么理由，不得收受礼品和现金。手术后，转入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化疗，基地招待所经常给他熬点粥、送点汤。离开医院时，老杨硬是叫我拿出2000元钱交给招待所，算是补交的伙食费。

　　不了解老杨的人，也许会觉得他缺少人情味。其实，老杨很讲感情，十分疼爱官兵和我们这个家。逢年过节，连队要贴对联，老杨亲自去写，和战士们一起把节过得热热闹闹。老杨是个孝子，他经常念叨，一定要抽时间把父母亲接到身边，好好尽尽孝心，让老人家享享清福。可由于工作一直很忙，最终也没能实现。2003年2月的一天，他父亲突发脑血栓去世。老杨十分悲痛，连夜赶回老家。面对父亲的遗容，他哭倒在地，长跪不起。2000年6月，我心动过缓到北京做手术，当时老杨正在北京开会，他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赶到医院陪我。手术那天早晨6点，我刚醒来，他已经坐在我的床边，又亲自把我推到手术室。这些年来，我和老杨聚少离多，更没有想到，我们一家人真正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竟是在医院里！

　　2004年7月1日，老杨的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嘴边，希望听到他对我、对家人，特别是对他年迈的老母亲有什么交待，但他断断续续说的是“一二一”、“出发！”

　　老杨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没有对家人和后事交待半句。我们不埋怨他，因为他不仅属于我们家人，更属于他热爱的部队和追求的事业；他虽然还有很多未尽的心愿，但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作为妻子，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和孩子永远怀念他！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17日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