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围墙”的市民中心

　　25岁

　　深圳“特别之为”⑥

　　在深圳，有一个“没有围墙的政府”。这里，市民24小时都可以穿堂而过，他们不用再高高地仰着头或者踮起脚尖艰难地张望办证窗口，也不用站在柜台旁苦苦地排队等候；在

　　“把茶水送上来”

　　对于初到深圳的人来说，他们并不曾想到“市民中心”竟是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在许多外地人的记忆中，政府机关都是被实体墙包围，到后来改成花体墙，虽然通透性好了不少，但是“围墙”的概念始终存在。去年5月份，“市民中心”正式启用，这个像大鹏展翅的流线型建筑，24小时可以任由市民从厅堂内穿过，成为国内第一个没有围墙的政府办公地点，真正实现了政务信息公开。

　　30多个主要政府部门在行政服务大厅设置了140个服务窗口，覆盖了市政府主要部门的审批项目。行政大厅建立了现场管理监督机构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32个政府部门将各自的电脑应用系统接入行政服务大厅，供各自的窗口使用，实时与大厅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交换数据。

　　“把柜台降下来，把凳子递过来，把茶水送上来”，这是近期流行在政府部门里的一句话。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林先生感慨良多，以前审批一个项目需要到不同地方转上好多部门，盖上好多图章，花几个月都遥遥无期；现在在行政服务大厅就可以，少跑许多路。这完全得益于“资料首交制”:企业只需向第一个行政部门提交营业执照、财务报表等资料，就可以通过行政大厅的公共数据库进行资源共享，不需再向现场办公的其它政府部门提供。电子政务“一站式”服务让市民省心不少。据了解，如今的审批时限平均缩短了4成多。

　　“图章再少盖一点”、“服务再贴心一点”、“现代化程度再高一点”。今年1月1日启动的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是深圳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又一大手笔。这只“电子眼”被时任深圳市市长的李鸿忠称为“黑脸包公”，能对全市31个部门的239项行政许可项目的审批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违规收取证件工本费、政务公开不到位、个别工作人员离岗、仪表不文明等，“电子眼”都能及时纠错。

　　自身改革是关键

　　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深圳需要更大的突破。就拿政府工程招投标来说，以前各部门自行设立基建办搞工程，采用“自家作坊”模式，“建管用”一体化弊端颇多。近十年来，深圳全市已办理竣工结算的政府投资项目中，超标准、超规模、超预算和拖工期的“三超一拖”工程占大部分，超投资最多的一个项目由2980万元变成2.95亿元，历时10年未竣工结算。

　　自身改革是关键。李鸿忠在深圳市第四次党代会上指出的“特别之为”就包括了政府自身改革的突破；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深圳“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深圳在经济领域“要朝着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突破”，在社会领域“要朝着建立文明、法治、民主、和谐的社会管理体制突破”，在行政管理方面“要朝着建设现代政府的方向进行突破”。而这三个突破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改革的突破，“如果政府自身建设能够最终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建立一个责任明晰、执行力强、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其它各项改革都可以迎刃而解。”

　　仍拿政府工程招投标来说，为了解决“三超一拖”问题，深圳自去年创全国之先设立了建筑工务署，引入社会化生产模式管理工程，进行统一建设和管理。这项改革把过去分散的、个别的、小规模的建设活动转变为社会的分工和协作，并组织起大规模的社会化建设活动。把全部政府工程分解为若干个节点，全署人员围绕任务做专业分工，打破行政隶属界限，以专业组、项目组为依托，把“工作”变为批发式的集团作业。这种工作机制就类似工厂的流水线生产，一个工序接一个工序，几十个工程并联建设，同步推进，这种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应是过去各部门的基建办无法比拟的。以去年为例，工务署人均完成投资额达3000万元，远高于香港工务局的人均产值。作为政府工程的专门管理机构，挂牌3年来，建筑工务署改变了过去由若干个政府部门分散管理的状况，合理调配资源，为纳税人节省建设资金20多亿元。这不但是全国首个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创新改革，也是治理工程腐败的改革措施。

　　服务型的“管家”方式

　　如果说市民中心的启动消除了物质环境意义上的“围墙”，那么更多的措施则是从软环境上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大企业便利直通车和政府部门与企业定期对话沟通制度，启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综合财政预算体制，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审计和预算监督，进一步完善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拍卖、政府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市场和政府采购4项制度，清退违规借贷和逾期借款。

　　深圳是国内较早尝试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城市之一。这其中既有服务方式的小尝试，也有大的改革措施，比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集中采购制度、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度等。而其题中应有之义显然不止这些。“责任明晰、执行力强、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对于一个正在创建国际化城市、正处于青年时代的城市来说，这是一项必须承受的挑战。

　　深圳在全国最早引进了听证制，就关系民生的工程与项目向专家与多方市民代表开展咨询，力求让项目决策过程更加民主、透明与理性。去年，深圳在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正式施行“政府雇员制”，推行“雇员占编不入编，高级雇员可以担任行政职务”，目的也在于让“鲶鱼”激活“沙丁鱼”，提高政府机关人员长期遭受诟病的服务效率。推动公共行政管制向公共管理服务的转变，强化政府的公共特征和服务职能，提高行政执行力，建立一个责任明晰、执行力强、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深圳政府一大“特别之为”。

　　抚今追昔

　　纳税人的钱

　　该怎么花？

　　说起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深圳某小学校长曾满腹牢骚:3年前该校想改造校园内一幢小楼，项目规模约2000平方米，这个并不算大的工程，政府审批就用了近3年时间。深圳市约有100个一级机关单位，每年的部门财政预算约100亿元，占可支配财政总收入的1/5。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在近年来的“两会”议案和提案中，关于行政效率的问题占了相当大比重。

　　现在，这一切正在慢慢改变。“图章再少盖一点”、“服务再贴心一点”、“花纳税人的钱再节省一点”……这是深圳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切入点；“把柜台降下来，把凳子递过来，把茶水送上来”，这句近期流行语从细节上契合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深圳是国内较早尝试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城市之一。1990年，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价格咨询委员会”，委员包括行业代表、专家、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委员会直接参与了深圳市水价调整咨询和决策过程，这是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直至后来的人事制度改革，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这一切都是创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尝试。

　　公共服务型政府，顾名思义，其特征一为“公共”，一为“服务”:凡是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治能够解决的，政府都要退出，强化其公共特征，实行公共管理；另一方面，把主要精力用于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强化其“服务”职能。用通俗的话讲，该放的要放好，该管的要管好。值得思考的在于，在各地政府逐渐认同“公共服务型”理念并纷纷靠近的时候，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时是否也应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其特区的创新之为？

　　本报记者　洪奕宜

　　图:

　　绿叶，矮台，吧凳，好奇的孩子。你不会想到，这个人性化的场所是政府机关的服务窗口吧。　何俊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