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质疑有关“三农问题”的三种主流观点》一文的插曲

　　今天听友人告之说网上有人说我抄袭别人的文章，真如晴天霹雳。我本人历来十分痛恨此种卑劣行径，也从不屑为之。

　　但经上网查询，确实查到有这篇文章，是“车前草”于2005年8月7日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发表的《大学教授朱明熙长篇抄袭别人的文章作为学术论文》（来源:三农论坛）。经仔细拜读后，发现有三大问题，需要与“车前草”商讨一番：

　　1.“车前草”的中文理解能力实在了得，似乎了得到连中文都看不明白了。我在原文中针对目前理论界中的农村县乡基层政府养人太多，“生之者少，食之者众”，使基层政府变异为“掠夺性政府”说的观点是这样写的，我说：

　　但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李昌平和一些基层干部提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三农问题”严重，表现在基层，但根源在上面。目前乡镇一级承担的责任最大。省市两级可以玩“空对空”的把戏，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特别是利用传媒，铺天盖地宣传由上到下层层出台的文件、各级领导在层层召开的会议上照葫芦画瓢的“重要讲话”，认认真真搞完形式，扎扎实实走完过场；对中央和老百姓有了一个交代便算大功告成。最务实的工作是检查检查再检查，而检查的主要方式是隔着玻璃看，坐着车子转。这是最安全的执行方式，因为只要执行政策不走样，决策失误的责任可以上推中央承担，执行失误的责任可以拿基层是问。如果政策一旦偏离本地区的客观实际，造成了社会矛盾，就是乡镇没有把政策落实好。政策是好的，越到上面的领导越是好的，只是乡镇这些歪嘴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只要处理几个乡镇干部就能把矛盾化解。民心是执政的根本保证，上级是国家权威的体现，乡镇不来负责任谁又会来负责任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头顶着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招商引资、中心工作等等“一票否决”的悬剑。其中风险最大的“一票否决”是计划生育，压力最重的是财税任务，尽管有着为数众多的农税队伍和国、地税队伍，但他们只管数字，完成任务的责任在乡镇，即使发不出工资借款也要完成；因为“一票否决”的公式是：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九十年代末在全中国乡镇流行的最“经典”的县市领导语录是：“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违背，但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追究领导责任”！最难预测的是社会治安和安全事故，一旦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主要领导就得撤职。

　　他们认为目前乡镇财政成本最低。从各级供养的人员成本对比来看，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养一个乡镇干部平均每年只需要人头经费1万元，养一个县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3万元，养一个地市级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6万元，养一个省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9万元。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得出，目前我国县乡两级人员约占71％，他们的开支占21％；中央和省级人员占29％，他们的开支占79％。中央和省级人员的人均开支是县乡两级人均开支的9.2倍。现在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中小学教师）为1316.2万，假设精简500万，可以使农民负担减轻40％。那么，在省和中央两级精简100万则可使农民的负担减轻74％。而县乡两级这21％的所谓吃“皇粮”开支，其中的60%以上要用于中小学教师工资。只占全国21％的财政收入，却要去解决占全国94%的国土、70%以上人口的各项支出，特别是要承担8亿多人口的小康建设和1.7亿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成本是低了还是高了呢？因此，中央、省、市级机关，耗费国家的财政成本最大。不仅是省、市两级财政成本，与需要解决占全国94%的国土、70%以上人口的各项支出的乡镇存在着天壤之别；就是县级财政成本，也远远高于乡镇。

　　从县乡两级的经费开支对比上来看，根据一地方政府公共网发布的资料：“2001年黑龙江省乡镇机构改革试点之后，现存66个县级机构。每个县级机构（含县属的各科局机关）平均一年需要1亿元的开支消耗，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工资、福利、奖金，县委、县政府及各科局领导们的高档轿车消耗，领导们的外出考察（实际上是旅游）消耗，各种招待费，会费、礼金、福利待遇、办公费、取暖费、勤杂人员工资、水电费、高级娱乐消费、手机、电话、传真等通讯费、工作服、办公室装修费等等，66个县级机构一年要消耗50多个亿，用在各项事业上的只有10多亿元。2002年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后，现存944个乡镇。每个镇的消耗一年按300万元，每个乡的消耗230万元计算，一年人吃马喂，包括对各项事业的投资在内，全省用在乡镇的支出才24.96亿元”。因此，仅仅是县级机构一级，就要比工作面要广、工作量要大、服务的人口多、面对的矛盾杂、社会的直接责任重的一个省的所有乡镇，要多耗费一倍以上的财政支出。

　　现在有一种这样的主流观点：如果取消农业税，乡镇政权就不再需要保留。那么，城市的市民不交税是不是可以取消城市政府呢？为什么乡镇政权非得由农民来养而不是由国家来养呢？农业是弱势产业，且事关国家的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全国70%以上人口的生存发展。从农村的现实需要来看，缺少大量的公职人员：医疗保障事业、司法治安、教育事业、农技推广等，乡镇政府不是人多了或是人少了，问题是干什么的人多了，干什么的人少了；问题是这笔财政支出由谁出？花了钱干什么？学者潘维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证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要政府办的事情也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万人口里就已经有20万公务员，每25人养1个，这比例在发达地区中还算低的。美国是每13个“纳税人”养一个政府雇员，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7％。我国“干部”与总人口之比3％，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干部”还包括教师、文学家和新闻记者。‘四千万人吃财政饭’有什么可‘骇人听闻’的？拿清朝甚至汉朝的官民比例说事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计划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环境保护，也不养百万军队，更无需调控规范全国市场。面临帝国主义强权的时候，大清朝丧权辱国”。

　　乡镇干部实用价值最好。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乡镇干部是最弱的群体，是干部队伍中的“群众”，是各级政权中最民众化的干部；是干部队伍中孺子牛，可以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如同水和空气一样，存在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价值，只有在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感觉到他们的珍贵。乡镇干部是干部队伍中最物美价廉的干部。他们的待遇很低却要干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而从上到下无论是谁都可以对他们指手画脚；上面的各级无论是领导还是办事员、是媒体还是学界，都可以对他们指手划脚。他们为了工作加班加点是常事，节假日不休息是常事，饥一餐饱一餐是常事，一身泥一身汗地风里来雨里去是常事，请问上面哪一级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呢？尽管乡镇干部的环境最艰苦，生活最清苦，工作最辛苦，就是平均不到一千元月薪也不能正常发放的情况下，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甚至还要借钱向国家交税，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白条”回家过年。请问上面哪一级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呢？

　　因此，李昌平他们提出的乡镇改革思路是：乡镇改革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乡镇改革的核心是转制——建立“民本位”政府。乡镇改革的根本是要转变体制。他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机构改革搞了好几次了。1998年朱鎔基总理刚改过，现在很多省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这些改革大多都是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精简领导干部职数、乡镇的合并、部门和政府内设机构的合并等方面做文章，还有的就是把一些农民需要但政府财政认为是包袱的服务部门推向市场。经过90年代的发展，乡镇的自主权力不是扩大了，而是削弱了。乡镇政府变得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在乡镇代表条条利益的部门的权力扩大了，变得只有权力没有责任。90年代的乡村实际上处于多部门控制为主的无政府状态，80％以上的找农民收费的项目不是乡镇政府所为，是部门所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最基层的政府的权力总是被上级政府剥夺，最基层的政府承担的事务总是越来越多而财力越来越少。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在于激发基层的活力，当基层没有活力的时候，体制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最高的政府会采取涸泽而渔的办法逐步向县、市、省剥夺权利。如果顺应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最终的结果是体制基础的坏死，最终导致的是整个体制的灭亡。实践证明，这样的改革，好的作用不大，坏的作用不小。而且，要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乡镇和县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乡镇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了，其实，中国行政体制最要改的是县级。乡改县不改，改也白改；县改了，乡不改也得改。体制转变了，职能就转变了，精简人员和机构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乡镇转变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由管民型政府向民管型政府转变。在“以农养政”的时代，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从于“摄取农业剩余”的大国策的，因而要实现体制转变是有困难的；现在农业税正在逐步取消，“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为实现“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提供了财政基础。（李昌平：《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燕南评论）

　　这就提出了需要认真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目前的乡镇一级政府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撤销以后，依靠谁来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依靠谁来维持农村政局稳定和社会治安，依靠谁来组织提供农村匮乏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农田水利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生育等公共品，仅仅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能承担这些职能吗，能保证乡镇政权退出后的权力真空不被乡村黑势力、宗族势力等所填补吗？而且即使可行，也有一个绝对绕不开的难题，即如何分流大量的下岗人员而又不引起社会问题。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赵树凯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调查表明，目前的乡镇机构改革，从表面上看，乡镇机构是减少了，但精简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财政开支也并未减少。换言之，目前的乡镇机构及人员的精简改革，实际上仅仅是一场骗人的数字“闹剧”。这里面是否隐藏着更多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呢？未来的乡镇机构改革会不会重蹈覆辙呢？”从这几段文字中就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出，我本身就是在引述人家的话，而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就是最后这一段话，这怎么就是抄袭呢？这怎么能说是把人家的话“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呢？之所以没有明确提以上所引的东西来自陈文胜同志的《解决三农问题乡镇政权无可替代》文章，而是提“李昌平和一些基层干部提出”，一是因为李昌平的观点在这方面更具有代表性，二是估计陈文胜同志很可能是来农村的基层干部，否则，怎么会对乡镇基层干部的情况那么了解，因此，便用“李昌平和一些基层干部提出”一词概括。当然，这是我的疏忽，在此向陈文胜同志表示道歉，以后一定要更为严谨。

　　但是，对于“车前草”的断章取义，恰恰把我的“李昌平和一些基层干部提出”这一至关重要的话和我的最后一段话删掉，以便造成我大段抄袭的所谓既成事实，甚至无中生有，恶意中伤，说“这么连续一大篇的却不加任何注明，这样的学者未免太不厚道！”我真不知“车前草”是何居心？究竟是“车前草”太不厚道，还是我太不厚道？居然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2.“车前草”的数学理解能力实在了得，似乎了得到连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都会作的最简单的算数都不懂。我的发表在“人民网”上的《质疑有关“三农问题”的三种主流观点》的文章，本来是一篇文章，最早发表在2005年4月21日的“燕南评论”上，标题是《“三农问题”到底应当如何缓解？》，后来发表在“人民网”，因为比较长，编辑分为《质疑有关“三农问题”的三种主流观点》（一）、（二）、（三）部分发表，全文一共35000多字，而“车前草”登载的所谓我的抄袭文字，满打满算不过才2500字，怎么能说朱教授的文章“有95%是‘打水’”？这95%的“打水”从何说起呢？甚至说“充了这么多的水的学术论文，居然敢于理直气壮地发表，佩服朱教授的勇气！”至此，我倒是非常佩服“车前草”的勇气！连小学生的基本算术都不会作的人，居然能作出95%的“打水”估计，实在是太能干了！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光是引用了李昌平和陈文胜同志的观点，还引用了其他同志的观点，而并非仅仅引用了陈文胜同志的观点，但是，这些引用都注明了出处。

　　3.“车前草”实在是太高明了，高明得令人“佩服之至”。“车前草”知道这种无中生有，恶意中伤是要负责的，弄得不好是要吃官司的，因此，他不像我这样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而是用了一个“车前草”的笔名，这样，你即使要找他理论，甚至找他打官司，也不知他（她）是男是女，是人是鬼，你到底找谁呢？只好自认倒霉，活该，谁叫你发表那篇惹人嫌的文章呢？

　　2005.8.12.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作者：朱明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