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在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一场名誉权官司非常引人注目。天津市语言学会批评副教授沈履伟剽窃，被沈诉至法庭，并一审败诉。之后，230多名教授学者联合签名，要求人民法院伸张正义，还学术以公正。（《中国青年报》8月16日）
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本案的背景：2003年下半年，天津市语言学会经调查认为，天津市外国语学院文化学院副教授沈履伟为申请正教授职称，在其出版的论文集《求是集》中严重
抄袭。其中有13篇论文是他人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据此，天津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了《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公开信》，称：“像这样连标题带正文只字未改的全文剽窃，字数之巨，篇数之多，手段之拙劣，实属罕见，已成学术腐败一典型……但剽窃者迄今仍趾高气扬。这很不正常！”但论文原作者董志广在法庭作证时称：“我和沈老师经常彼此提供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故在我目前已完成的文章中均含有沈老师的劳动与启发。”而另一位论文原作者封野也称：沈履伟将他的论文收入自己的论文集，是经过他同意的。
很明显，如果根据董志广与封野的证言，则沈履伟《求是集》收录的文章不算是抄袭。因而，天津市语言学会说其“全文剽窃”则与事实不符，说其“已成学术腐败一典型”，就有可能降低沈履伟的社会评价。天津市语言学会也就侵犯了沈履伟的名誉权，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看来，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但是，这只是适用于一般人的名誉权诉讼中的标准，如果学术批评都采用如此标准的话，那么，大家就只好闭住嘴巴不要说话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学术批评要有独立的标准，这种标准不能等同于司法审判的证据确凿。如沈履伟在其文集中收录的13篇文章，即使这些文章的确是他与董志广、封野等人的合作作品，但是，董志广、封野等人在发表时没有署沈履伟的名字，而沈履伟在把它们收录在其文集中时，也没有署上对方的名字。从这些表面的证据来看，就是不算“抄袭”，把合作作品当作自己单独的作品申报职称，其行为已经违背了学术规范。学者不是检察官，没有权力查清幕后交易，只能就所能掌握的事实，来作出是否“抄袭”的判定，并以此进行正当的学术批评。当然，被批评者也有权进行反驳，但如果苛求学者了解所有事实真相，无异于让学者不要吭声，学术也就不需要批评了。
我主张，在学术批评上，宜借鉴媒体对“公众人物”名誉侵权的标准。1964年，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公众人物”诉媒体名誉侵权的证据标准，就是“公众人物”要证明媒体有“真正的恶意”，即“明知其言虚假，或满不在乎它是否虚假”。这一标准，也应该适用于学术批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只要证明自己没有“真正的恶意”，就可以在名誉权诉讼中免责。所谓没有“真正的恶意”，就是批评者有让学术界一般人相信其批评理由的事实证据，比如在沈履伟案中，那些显而易见的署名问题。当然，与媒体对“公众人物”名誉侵权不一样的是，举证责任应在进行学术批评的一方，只有批评者举出了没有“真正的恶意”的证据，才能免责。
作者：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