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文军长征”

　　王淦昌（中科院院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1936—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我从29岁到45岁在浙江大学工作了16个年头。其间，恰遇国家遭遇大难———日军大举侵犯，我随校沿着浙赣线、湘黔线、逐步西迁，行程几千里，历时三年有余，最后到达贵州北部的湄潭一带。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袭卢沟桥，中国从此进入8年抗战的危难阶段。

　　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匆匆搬到了重庆，中央大学等嫡系学校也分别迁到了安全地区。但是，政府对浙江大学的搬迁却不予重视，浙江大学一时成了无人过问的孤儿。

　　浙江大学是否也要搬迁？校务委员会一度出现分歧。讨论的结果是，一年级250名新生先迁往杭州西部的天目山区，其余学生稳一步再说。就这样，学校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坚持了3个月的教学。

　　即便在战乱的年月，竺可桢也没有忽略教学。他开全国之先河在天目山的250名新生中推行了导师制。他对大学生们说：“我国创设学校已逾30年，这30年当中，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没有顾及到学生品格的修养。在这种制度下，决不能造就优良的教育……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1937年11月，日军冲过淞沪防线。紧急关头，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毅然决定搬迁。

　　学校迁向何处，是浙江大学校委会讨论得较多的话题。竺可桢认为，浙江大学不能搬迁到那些内迁大学集中的大城市中去，大学的内迁应该与当地的开发相结合，因此，浙江大学应该搬到那些从未接触过大学生活的城镇去。

　　为了学校搬迁，竺可桢费尽了心机。搬迁的线路，交通工具的筹借，师生的安全，还有课程的安排，等等，他都得考虑。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桢担心学校搬迁途中苏教授的夫人会因此而遭受盘问，甚至可能因国人的抗日情绪而对苏夫人构成威胁，于是他便向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朱家骅讨来一张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一律不得盘问检查。每忆起这段细节，苏步青先生总是十分感动。

　　浙江大学西迁的第一站，是浙江省建德县城。两月后，日寇西渐。12月24日，杭州沦陷。建德城内防空警报与日俱增。浙江大学决定再次迁徙。

　　这，已是1937年的寒冬。

　　苏步青（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名誉校长、浙江大学前教务长、数学系主任、教授）：学校西迁到吉安，一路上受敌机轰炸，以后学校继续前进，结果搬到了赣江上游的泰和。到泰和后困难多了，医疗条件特别差，校长夫人就是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生病去世了。

　　竺可桢校长这次看中的临时校址是江西吉安。

　　从建德到吉安，行程752公里，浙江大学的师生却行走了长长的25天。

　　此时正值寒假，师生们却无心赋闲，照常借吉安中学的校舍上课，并举行了学期考试。在白鹭洲度过了一个寒假之后，浙江大学继续南迁，来到泰和县城郊的上田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人元教授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在泰和的一个学期，相对安定些，还开出实验课。”苏步青教授也有过这样的记载：“我们在泰和时，学校文风甚盛。师生们比小鸟起得早，而工作在寒冷不见太阳的地方。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姝等几位同学，就是在那时毕业的。这也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

　　浙江大学的师生十分注重竺校长提出“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泰和江水经常泛滥，竺校长亲自担任堤工委员会主席，土方、涵洞、水闸等15华里长的堤坝全都如期完成，当地百姓争相传颂。

　　浙江大学还在泰和创办了澄江学校，使浙大教工子女和当地百姓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浙江大学又开辟了沙村垦殖场，组织流亡农民移垦荒田。

　　当时，杭州已经沦陷，杭州文澜阁内的四库全书随时有被日军掠走的可能，浙江大学派出师生，协助政府将139箱古书运出杭州。辗转5省，历程2500公里，送达贵州地母洞，得以妥善保管。

　　1938年夏，日军占领九江，鄱阳湖两岸战事加剧。浙江大学被迫离开泰和，师生们再次踏上迁徙之路。

　　钱人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在宜山时，我是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同班同学丁普生等组织同学定期举行报告会，我曾作极谱分析报告。1939年7月，王淦昌先生曾在物理系讨论会上作铀核分裂学术演讲，介绍核物理的这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后来导致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军的无条件投降。

　　经校委会再三讨论，最后决定，浙大先迁宜山。

　　由于此行路途遥远，校委会决定分两路向广西进发。一路是行水路，将图书、仪器等学校重物装船，沿赣江至广东三水，再转西江入桂。另一路走陆路，师生轻装西进。

　　竺可桢此时依然不忘施教。他向“步行团”的学生赠送了地图、指南针等，要求他们沿途考察民情，宣传抗日。步行团不负竺校长重望，沿途遍访各县商会，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历时40天，步行千里，终于于10月下旬到达柳州西北80公里的宜山。

　　浙江大学在到宜山后的两个月中有146名师生患病，其中多数患恶性疟疾，为此去世的师生也为数不少。日军飞机经常来狂轰滥炸，1939年2月5日一天竟丢了118枚炸弹。

　　尽管如此，浙江大学的教学秩序依然。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宜山复课，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

　　次年2月4日，竺可桢又向浙大师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演讲中，竺可桢对求是精神作了深刻阐述。从此以后，“求是”便成为浙江大学的校训。

　　1939年2月25日，竺可桢在赴重庆时途经贵阳，有人劝竺校长将学校迁往遵义以东的湄潭。

　　1940年5月，第一批浙大师生抵达湄潭。1940年底统计，浙江大学学生共有1305人。其间，浙大师生冒着严冬的风雨，在桂黔之间的山峦中行进。旅途中，竺校长每每亲临师生宿地，遇到住宿有困难的学生，他就会让出自己的铺位，自己则悄悄地坐入汽车中过夜。

　　李政道（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3－1944年在浙大求学）：青春岁月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江大学紧密相连的。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我细推物理之乐。浙大和西南联大给了我后来的细推物理的基础，也给了我后来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据介绍，物理系王淦昌教授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同样在湄潭的唐家祠堂，生物系谈家桢教授在1944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尔后又用两年时间搞清了这种现象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发表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上，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影响，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在遵义湄潭7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罗宗洛、丰子恺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他们最主要代表性论文也是在这里写成的，他们第一代学生就是在那时培养出来的。而在那个时候培养的1300多名浙大学生中，更不乏如李政道、谷超豪、程开甲这样的精英学子。

　　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教师、学生中，日后有50多名专家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浙大文军长征，不仅在祖国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现代科学文化的种子，而且培养了一批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