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勤
早在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的第一次东方会议上出笼了《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我国史学界称它为《田中奏折》），核心内容是：“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分裂中华、霸占“满蒙”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抛出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提出“诱导满蒙从支那政权分离，使之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统治地区，并逐步具备一国家之形态。”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后，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将罪恶的“满蒙政策”铺展到铁蹄之下。其中最恶毒的一计是欲劫持成吉思汗灵榇，企图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借神灵号令全蒙，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如劫持不成，即行炸毁，给中华民族以精神上的打击。
元祖始祖成吉思汗，开疆拓土，建国安民，抉其藩篱，躏其途径，以开万古榛莽之域，被列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列，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敬重。的确，位于内蒙古中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只是他的遗物冢，然而，在真正的成吉思汗陵世所不知的情况下，伊金霍洛就是蒙古族同胞认定的成吉思汗灵榇所在地，就是蒙古族同胞心中的圣地，就是蒙古族同胞心灵的丰碑。成吉思汗陵，成吉思汗陵里的所有一切，有着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为全蒙古族人心所系，精神所系。现在，侵华日军打起了成灵的主意，是可忍孰不可忍！
为了成吉思汗灵榇的安全，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阴谋，战时国民政府承蒙古族同胞所请，议决西迁，将成吉思汗灵榇移至抗日的大后方———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于是，在抗日烽烟如火如荼的1939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成灵迁移行动在中华大地上展开了！
从时间上说，它只是历时数月；从空间上说，它也仅历地千里，然而，它的巨大影响则穿越时空，在中华大地上久久回荡：它是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严峻关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次大检阅；它是在强敌蹂躏我山河时，反对强盗的一次大示威！武警部队青年作家蔡桂林以率真的笔力、斐然的文采完成了2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成吉思汗灵榇西迁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一书，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重现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舒张民族正气、藐视倭寇气焰的真实景况。
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到安全的后方、使之免遭日寇的凌辱这样一个超越党派理想的目的，将不同政见、不同民族的人们召唤到一起、凝聚到一起、集合到一起。然而，共同目的下的各色人群其表现则有着千差万别，《西迁》择取经典的细节准确地传达出这种差别：世代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似连根拔起的痛楚，蒙古族同胞的虔诚执着，令山河生色的共产党人的襟怀品质，升斗之民的无私浩荡，国民党当局各色人等的各怀目的……一一跃然纸上，精彩传神。
《西迁》也无意孤立地叙写成吉思汗灵榇迁移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场景，它努力深入到事件的背后，开掘出深邃的意义。面对前前后后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参与、共举行了26场的祭典，《西迁》坚定地认为，他们是在祭祀一位英雄祖先，他们不仅是在祭祀一位英雄祖先，他们更是在为自己祈祷：日寇侵华，狼烟四起，生灵涂炭，连祖先的灵榇都不得安宁，被迫远道播迁，谁是燎原战火中的成吉思汗？中华民族的英勇精神何在？他们借对英雄祖先的祭祀和追怀，传达对现实灾难的一种悲愤心境，在用一种集会的方式召唤战神精神，将眼前的侵略者一举打败、歼灭。当然，这也是一种检阅，自身对自身力量的检阅。他们不能不去参加这样的迎祭。他们不能不携带祭品——哪怕家里明天就揭不开锅，踏上乞讨之路，今天也要带上一只地瓜，半个硬馍——他们要看一看自身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要看一看这种力量究竟能不能彻底地凝聚起来。他们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满意：自身的力量是巨大的，巨大到是火山，是怒海；这种力量能够凝聚起来，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迎接成吉思汗灵榇是一种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时代遇到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它体现出的是深藏于民间的伟力和精神！就这样，《西迁》以铿锵的笔锋，将深邃的思考与独特的场景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写出附着在事件上的历史精神，散发着打动人心的深沉力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西迁》此时出版，可谓应时之作。同时，它的成功，也为同类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18日 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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