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公众第一时间知道实情

　　“突发事件有内部程序和规定，可是媒体总希望尽快了解，在事件没定性时，怎么应对媒体呢？”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位副县长，向讲台上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发问。这是8月8日在昆明举办的“突发事件处置及媒体应对高级研修班”里的一幕，白岩松是讲师之一，他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一共135人。这已是第三期的研修班，第一期在北京、第二期在上海，前两期已经毕业的学员，一共180人。他们研修的重点，是在突发事件中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以及如何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处置牵动官员神经

　　7月4日，研修班第一期在北京开幕，“研修班是根据当前各类突发事件频生的客观形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举办。”国新办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晓东告诉记者，突发事件频发，但政府和企业都缺乏处置突发事件和媒体应对的经验，“我们的培训就是要及时跟上这个形势。”

　　报名出乎意料的火爆，短短一个月内，一共有72个单位的相关负责人递上了申请。7月22日，研修班第二期移师上海，学员增加到120多人；到第三期时，已经增加到135人。

　　“这说明基层对此的需求十分迫切，”胡晓东分析，“也反映出全社会越来越重视突发事件的预防、处置及媒体应对。”

　　从学员名单来分析，三期学员包括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级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其中政府官员约占2/3。记者看到，河北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北京市交委副主任周正宇，云南省思茅市副市长丁艳波、临沧市副市长马迎春，中石化、中石油等企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均在学员名单之中。

　　研修班的“讲师”，则邀请了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安监总局、民政部的相关领导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的学者和著名媒体人士，诸如国家安监总局宣教中心主任金磊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等，媒体人士则主要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

　　“真的很受用，将来记者采访时会应对得更好一些。”第一期研修班学员、来自中石化总公司的张兴华经理说，国新办和安监总局的领导，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以及著名记者的讲课，从不同角度教给他许多处置突发事件的技巧。

　　除了讲座与问答外，还有模拟现场这样灵活的教学方式。

　　“再偶然的突发事件也会有预警信号，再难处置的突发事件也有最妥善的处置办法。”胡晓东说，研修主要是提高学员应对的能力，应对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事件处置的进程和结果，而应对不好甚至会酿成新的事件。

　　国新办此次与国家安监总局合办研修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我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多发期”。据媒体报道，2003年，我国因生产事故损失2500亿、各种自然灾害损失1500亿元、交通事故损失2000亿元、卫生和传染病突发事件损失500亿元，共计达6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损失我国GDP的6％。

　　在第一时间让公众知道实情

　　“为什么政府要设新闻发言人？”白岩松在讲台上问学员们，“因为社会在进步，隐瞒消息已不可能，你不用正确的信息占领传播空间，就会有不正确的信息占领。”

　　在谈到突发事件的公布时，白岩松的观点是，不能等到定性时才一次性发布，要采取“滚动发布”原则。“第一时间发布的信息，不一定全面。这没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信息，滚动发布，对过去由于情况不清晰而发布的不准确的信息要立即纠正，这一点记者也会非常理解的。”

　　“接受白岩松这种观点的政府官员，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例如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就曾说，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出自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

　　白岩松提供了一个案例，也非常有代表性。2003年SARS期间，有个小伙子拿着炸药包冲进了某国际通讯社驻京办事处，说要引爆炸药。北京市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散在外围的国内外记者都聚拢在他身边，并听到了统一的声音，避免了记者们在焦虑等待中发出猜测、不准确的报道。如果没有新闻发言人，各路记者将会把猜测的、支离破碎的报道发往世界。北京市公安局在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好，这个非常容易引起不良结果的事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很快就波澜不惊了，国际上也没有出现大的不利报道。

　　“研修班提高了我们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理论水平与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媒体应对有了新的认识，学会了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增强了应对媒体的信心。”一位学员表示。

　　二期研修班学员、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陈志忠认为，他通过研修得出的结论是：不必害怕报道，及时让公众知道实情，可以避免新的危机；如果避开主流信息传播渠道，让小道消息流传，反而更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最好的危机管理是避免危机

　　“抓突发事件，要从源头抓起。”一位学者在讲课时这样提出。在研修班的课程中，对学员进行危机管理的培训，让学员们了解公共危机的基本管理体制以及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工作原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但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观念中，进行灾难演习等，会造成社会恐慌。针对这一心理，白岩松告诉学员们，“把最坏的事情考虑到，才能想出应对的办法，比如搞地震演习，可能一开始有人会觉得恐慌，这就好比有人过敏，你就要给他不断强化达到脱敏的效果。万一到了灾难发生，大家都知道如何应对，损失会减少很多。”

　　“在不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有了面对的预案和准备，这才是最最重要的。”白岩松在讲课时说，要善于在苗头出现时就使其烟消云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做准备就是灾难，尤其是对政府而言。”

　　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危机管理机制，今年2月25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曾宣布，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已初步形成，这意味着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中国政府将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机制，确保百姓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最好的危机管理就是避免危机。”清华大学教授彭宗超在研修班上建言，建立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建立监测、预警管理体系，做好预案演练，可以有效降低公共和安全生产等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

　　专家透露，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国家总体应急预案、25件专项应急预案和80件部门应急预案。按照不同的责任主体，设有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5个层次。

　　同时，中国政府还根据风险分析结果，将可能发生和可以预警的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程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政府要求对发生的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得迟报、缓报、瞒报和漏报，并要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有很多做法都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一位授课专家告诉记者，“在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透明发布上，中国已符合国际惯例。所以四川发生的猪链球菌事件不会造成大面积传播，也不会引起民众恐慌。”

　　“从SARS到猪链球菌事件，可以看出政府的长足进步。”这位专家认为，“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具体的执行人是各级政府官员，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掌握有效的技巧，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从这个角度上讲，此次研修班的最大意义正在于此。”

　　时评

　　探索资讯时代的执政之道

　　官员在与媒体的良性互动中，不但促进了党和政府工作的开展，也树立了政府亲民、透明、开明的形象。对近来官员在媒体上的表现，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说：“在我们这个开放的时代，政府必须学会理性、艺术地对待媒体。”

　　毛寿龙分析说，官员在与媒体交往中，往往存在着三个误区：一是总是用自己的需求去要求媒体。很多官员不了解媒体，把媒体工具化，往往导致古板、生硬的宣传。二是对媒体经常采取回避态度。一些官员还缺乏利用媒体改善公共形象的意识和技巧，面对媒体缺乏自信。三是对待媒体报道反应不当。有时对报道视而不见，有时又反应过分。

　　毛寿龙主张，官员应学会主动与媒体沟通。他说，现在很多报道出来后，政府很被动，有时尽管是一些谣言，也给政府带来很大麻烦。“我们的官员总是说，媒体不了解情况就瞎说。但是，你自己为什么不主动说呢？这样不就占据主动地位了吗？”

　　“在信息社会，封闭行政是不可能的。”毛寿龙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媒体必然会越来越壮大，形成一种公共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帮助政府发现问题，可以给政府提供公共智慧，可以为政府政策提供舆论支持，同时也会限制官员的自由度。”他认为，官员都应从与媒体的相处中，学习到一种开放的心态，主动推进开放、透明政府的建设。

　　《江南时报》 (2005年08月18日 第十七版)

　　作者：薛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