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日军罪证保存到底

　　编者按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威塞尔曾这样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牢记历史，就必须牢记这样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细节。昨天，本报刊发的《日军罪证新发现》一文，引起读者强烈共鸣，今天，本报继续关注———对于侵华日军罪证，人们在怎样记取，在怎样保存。

　　金华：为受害者免费公证

　　推开汤溪镇曹界村阮素芬老人的家门，金华正信公证处郑文君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79岁的老人斜靠在墙上，骨瘦嶙峋，小腿肚上的肌肉烂得翻了出来。老人家属说，就这样还很痒，必须用湿布不停地擦才稍有减轻，否则会抓得骨头露出来。郑文君立即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切，并录下老人的回忆和附近村民的证言。老人欣慰了：“我被鬼子细菌战害惨了，搁在心里几十年的包袱，总算有了着落，我死了也不遗憾啦！”

　　郑文君告诉记者，这是正信公证处最近推出的一项公益性业务———公证援助，即免费上门为日军侵华受害者办理身心受到伤害事实的公证手续，以法律途径保全日军侵华战争的证据。这一消息在金华日报上刊登后，立即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公证处电话响个不停，受害人家属、村干部、企业家等等，纷纷提供线索。

　　所谓证据保全，是指公证受害者的受害事实经过，可证明其受害经历的证人（亲友邻居、知情者）的证言，档案、户籍等实物资料，见闻实录和各项公、私财产损失的具体数据。公证处主任邵军说，多年来，虽有不少民间组织和人士对侵华日军罪恶历史作过记录，但这些记录普遍存在一个“硬伤”———缺乏可以呈堂的法律效力，因此事倍功半。通过公证，则可以将事实固定，使之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永久证据。

　　凭这些公证过的证据能向日本索赔吗？邵军解释说，我国于2003年10月加入国际拉丁公证联盟（UINL），这是一个集拉丁法律体系类型公证员国家的国际性组织，也是世界公证行业最具权威的国际组织。该联盟规定，加入联盟的成员国必须相互承认经公证后的各种材料，即公证材料在各成员国中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中国和日本均为该组织成员国。

　　南京：在全球收集证据

　　南京最近也掀起了日军侵华罪证“收集热”———

　　南京市档案馆与江苏电视台合作，一起寻访60位在南京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老人，通过录音录像制作一系列“口述档案”。几个月来，他们走街串巷，四处打听，从抗战时期驻守南京的老兵，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寺庙方丈到被迫当慰安妇的老人，许多珍贵的资料被系统地整理出来，并把这些血泪记忆真实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目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正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包括日本左翼在内的海内外进步人士都陆续寄来他们保存的资料，这些资料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建文等人集纳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里，目前已出版8册，预计共能出版25册。

　　民间收藏则往往有更多的惊人发现。南京市档案馆征集处处长张建宁告诉记者，目前南京文史部门已经加强了与民间收藏人士的合作，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地利用。南京收藏家徐雷说，抗战题材的收藏近两年不仅在南京，在全国都越来越热。譬如，齐齐哈尔市民付永贵从1990年开始收集日军罪证，足迹踏遍东北三省，行程7万余公里，收集日军侵华罪证实物500多件；山东枣庄退休老教师任世淦用8年时间，行程2万余公里，先后走访了1500余个村庄，访问5000余位知情老人，拍摄了1000余幅照片，记录下110余万字笔记，搜集的日军侵华罪证资料摞起来近1米高。

　　看世界：犹太人这般执着

　　与此同时，人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沈阳北大营最后一处历史遗迹，今年5月在铲车的轰鸣声中被夷为平地；南京利济巷2号———亚洲最大的日军“慰安所”，在拆与不拆的争论中命运难卜；徐州一处有名的日军关押中国人的地下水牢，如今也被列入了拆迁规划……

　　每次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就是揪心的痛。他说，在追求GDP的过程中，不少不可复制的历史遗存消失了。对于这样的行为，苏教授用了一个词———短视。据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设立“警示性文化遗产”目录，用于铭记那些有过惨痛教训、应当永久保留的文化遗存。日本广岛的和平公园和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都名列其中，但中国至今仍没有一个进入。

　　犹太人对于历史的执着，更让人肃然起敬。2004年11月22日，“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通过这个数据库，人们可以查到约300万被纳粹屠杀者的个人资料：国籍、职业、父母及配偶名字、遇难地，以及“名字背后的故事”等。这项庞大的工作，则是从50多年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所以，人们知道有一位叫大卫·博格的人，1941年在集中营里写了他生前最后一封信：“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此，苏智良教授表示，金华为侵华日军罪证进行公证，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保留罪证，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唤醒全民族的记忆，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挥个人、企业和民间的力量，共同保存好抗战的遗址和证据。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做更多的专业性的口述调查，就像犹太人一样形成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否则等这一代人都过世了，再去做这件事就难上加难了。

　　本报记者 杨健 谭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