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琴娥：爱上斯堪的纳维亚

　　五十年代学瑞典语，九十年代学丹麦语，一生投入北欧文学译介

　　“资产阶级”的女儿学上了外交

　　年轻时，我很喜欢花，上海房子拥挤，就把那些花花草草养在房顶上。我原本很想学园艺或者是农科———1950年代，国家百废待兴，我想应该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漂亮些，让

　　我们是这个学校的第二批学生，章含之他们是第一批。学校的部队气味很浓，一进学校，就发给我们一人一个小马扎，两个碗一双筷子。大家还一起唱歌：“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进了学校，学习什么不是自己挑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想学俄语，我们这些被派去学英语的同学，心里嘀咕：怎么让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的语言？但学就学吧，我们这批人都是绝对服从国家需要的。

　　当时和我们一起上学的高干子弟很多，但那时他们不突出，都很朴素很刻苦。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子女”，我当年就算是一个资产阶级子女了，大家总觉得上海姑娘穿得要比别人花哨一些。而且，我一开始很不习惯北方的饮食。我们很少拿南瓜、倭瓜当菜的，我们吃米饭他们吃馒头、窝头、小米，在上海，小米是给鸟吃的。

　　其实，我的父母是30年代从浙江到上海创业的农民，后来父亲成了一个小业主，开了一个全家人都在里面干活的小工场，后来还被日本人给炸光了，又重新建起来的时候并没有多少资本，但是划成分也是要划成资产阶级。没见过资产阶级子女的高干子弟见了我就说，原来资产阶级子弟是这个样子的埃

　　我属于“只专不红”的那种类型，学习不是很刻苦，但成绩还不错，去农田劳动，我不太会农活，有人会觉得我是骄气加娇气，但当时大家都善意对待旁人，并没有因为哪个人的成分不好就歧视谁，我也没有因为家庭而自卑的感觉。

　　远赴瑞典，在使馆里上课学瑞典语

　　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很快就派去了瑞典。我们一共去了四个学习员，主要任务就是学习瑞典语言，其中一个是后来的老伴。因为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到外头学习，使馆请了瑞典共产党政治局常委的儿子来使馆教我们，他当时算作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我们一个礼拜上两三次课，真正学习不超过半年。

　　那个大学生其实并不懂得怎么教语言，但我们学习得特别认真。记得早先在学校的时候，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就专门给我们做过报告，告诉我们在外交过程中如果翻译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陈毅老总也跟我们说：“翻译得不好，就好像钝刀刮肉，怎么都刮不下来，而利刀很快就可以把肉刮下来。”我们觉得我们的学习牵涉到国家问题，而并非一己之事，于是学习极刻苦。

　　不上课的时候，我们每天早晨看报，把瑞典和国际上在发生什么事情翻译过来。因为当时的外交官和现在的不一样，很多都不懂外语。晚上夫人们去参加活动，学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就得去给她们当翻译，好在她们聊得表面，只是聊聊天气、孩子之类。

　　我们在瑞典的4年恰恰是国内最困难的时期，但我们都不太知道。有时候看到外交官带面粉回国，我还觉得奇怪，他们休假回来也什么都不说。1962年我们回国前，有人要我们把吃剩的饼干带回去，我说：“带它干吗？”回国之后，觉得很惊讶，怎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外国语学院的同事告诉说，那时候冬天没有暖气，他们裹着被子备课，还到紫竹院去刮树皮和在粥里喝下去。我们被告知这是因为天灾人祸，那些跟我说这些事情的同事只是在闲聊的时候说现在好过多了，曾经是如何如何地苦，不过大家的语气中都没有一丝怨气。

　　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个人一个月分得2两肉的票，我住在外语学院，每个礼拜回家一次，如果我在学校吃了这2两肉，回家就没得吃了。

　　冯至指点，25年写就《北欧文学史》

　　1972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搬到湖北，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这批学生特别好，他们懂得艰苦。但是特别滑稽的是，驻扎在我们学校的部队在监督我们编辑教材时，要求我们首先要教瑞典话的“万岁”。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瑞典语说起来很复杂，有的发音是中国话里面没有的，我也是练了好久才练成，这种科学的规律你没有办法违抗，怎么可能第一句就学那么复杂的一句话？后来，我们相互妥协，第一个单词教“红旗”。

　　文革结束之后，我开始想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看书写东西是我从小的爱好，只是很多年来我们都一直没有选择的权利，爱好等同于无。于是，我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冯至是瑞典一个社会科学院的院士，他认为小国文学非常有特色，中国应该发展小国文学，我就走上了研究北欧文学的道路，我很怀念他。

　　我刚刚进入社科院的时候就打算着手写《北欧文学史》，冯至知道之后说：“你先别动手，写文学史要很长时间的准备才行。”我说我觉得写文学史是很简单的事情啊，他说：“不是！有这个雄心壮志是很好的，但你在动手之前，要把那些作家一个一个地研究透彻，还要积累各方面的知识。”我们这些小专业是很苦的，光是学习语言就够呛，人家都以为北欧是一整块，其实它是由各个不同的小国家构成的，90年代我才开始学丹麦语。当时我是去哥本哈根做访问学者，在机场碰到一个丹麦小伙子，他说：“你去丹麦？你想学丹麦语？”我说：“是的１他说：“你是认真的吗？”我说当然了！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会学得棒极了，你学之前在嘴巴里放一个土豆，肯定会学得很好１丹麦语的确有很多不清楚的发音，很难学。

　　当时我在哥本哈根参加了一个暑期的短训班，只有两个礼拜的学习时间，期间我还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这个班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亚洲的就我一个人，他们都比我年轻，但我并不比他们学得差，最后考试还考得不错，拿到一个结业证书，现在阅读丹麦作品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于我写《北欧文学史》有很大的帮助。踏踏实实地准备了25年之后，今年我终于出版了这本《北欧文学史》，可惜冯至已经看不到了。

　　投入地翻译，就像神经病一样

　　今年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各地出版社都推出安徒生童话集。今年4月《文汇报》登了一篇文章《颠覆传统惹的祸》，说“没有必要翻译这么多版本的安徒生，而且它们都销售惨淡”。其中有一段说我的翻译只是变一下标题来吸引读者———把“光荣的荆棘路”改成“充满荆棘的通往荣誉之路”，实际上我的译名是“荆棘重生的通往荣誉之路”。

　　后来，有人写信给《文汇报》：“同一篇故事，不同的人各有译法。这篇故事本身是概述12个历史人物的生平际遇，对他们生前坎坷、死后哀荣的深沉感叹。这不是童话故事，而是把作者本人的艰难人生都融合在这篇文章里了。所以‘光荣的荆棘路’这个翻译欠妥，看上去简单，实际上费解。翻译为‘充满荆棘的通往荣誉之路’意义比较确切，‘荆棘重生的通往荣誉之路’则更加信、雅、达。”其实这个译名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丹麦原文就是如此。我对照英文译本发现，英文译名是“thethornyroadofhonour”，但实际上丹麦文标题的含义是：路是充满荆棘的，最后会到达荣誉。

　　有些本来特别简单的名词或者句子很难翻译。比如在我最近翻译的一部小说《蜂巢》里面，有一句话的意思是：在电影院的售票口，玻璃上有一个窟窿，售票员在窟窿旁边贴了张纸条，意指你如果要跟我讲话，声音可以通过这个窟窿传递过来。怎么翻译这个纸条上那句话呢？那句话用英文来讲就是“talkhere”，它是写在玻璃上的，读起来要很简单明了，我一直想找个动词对应上，一开始译成“在这儿讲话”、“通过此处讲话”……等等，想了好几天，最后翻译成“此处说话”。

　　像这种反复斟酌的细节很多，有时候，投入进去想一个句子怎么翻译才好，就像神经病一样，吃不好睡不好，非常简单的东西不停地改很多遍。现在年轻人谁还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北欧人有一种对文化的尊重，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学能被翻译介绍到有古老历史的中国骄傲得不得了，而北欧文学有一种刚毅的美，我想我既然学了，总想多填补一些空白，现在我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我总担心我们这一代人走了以后，北欧文学翻译的这一块怎么发展？

　　口述：石琴娥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