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间的悲壮史诗——东北抗日联军14年

　　新华社记者徐壮志、孙彦新、张宝印

　　“松花江水流不停，不荡日寇心不平。”

　　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野林中，在冰天雪地里，孤悬敌后的东北抗日联军与数十万精锐日本关东军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殊死搏斗，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与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一同被誉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三大艰苦”。

　　绝境中生存——燃烧在冰天雪地中的烈火

　　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战死；也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像东北抗联这样，无论是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在10多年的时间里时刻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中，他们却创造了歼敌18万，牵制日伪军近百万的奇迹。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81岁的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桂林，至今睡觉还蜷缩成一团，把手插在裤腰里，这是当年在冰天雪地露营时为避免把手冻坏养成的习惯。今天，老人已经不再挨冻，但在那刻骨铭心的寒冷中形成的睡姿却再也无法改变。

　　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夺去了无数抗联战士的生命。94岁的抗联老战士单立志回忆说：“1939年，一个冬天我都没有棉衣穿，在大雪堆里挖个坑，架上松木烧，每天就靠烤火活着。向火的一面烤热了，背火的一面早冻透了，就来回翻着面地烤。年纪稍大的战友们大部分都冻死饿死了。人是先从脚往上冻，最后脑袋都冻坏了，走着走着抱着树就痴呆了，还有知觉的人让我们给他一枪，可是谁能忍心给他一枪呢，只能活生生地看他冻死……”

　　比天气更险恶的，是日本关东军。抗联被日军称为“满洲治安之癌”，为彻底消灭抗联，日军制定了一个又一个“治安肃正”计划，动用大量兵力进入深山密林进行大规模的“篦梳式、踩踏式搜剿”。日军兵力是抗联的十数倍乃至上百倍，一旦发现抗联，就会“像壁虱一样盯住不放”。抗联老战士回忆，每与敌人交火一次，都要连续不停地奔走上百公里，以摆脱追击。

　　即使是吃一顿饭，抗联部队都要付出血的代价。83岁的李敏清晰地记得那种饥饿的感觉。“睡觉时，自己的肠子都能一根一根地摸出来。”她回忆说，“1939年夏天，断粮已久的部队不得不冒险去攻打一个‘围子’，日本人躲在房子里抵抗。我们没有什么武器炸药，没办法打进去，团长就让大家点火烧房子，雨太大，烧不起来。这时，周围几个围子都响枪了，我们只好撤，敌人后面猛追，我们牺牲了副官和几名战士，却没能吃上这顿饭……”

　　绝域里战斗——只为心头那丝不灭的希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词作者田汉的儿子田申告诉记者，这首歌，最初就是为东北的抗日义勇军而创作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纷纷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最多时曾发展到50余万人。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介绍说，对于日本法西斯来讲，中国东北，是仅次于日本本土的战略重地。在这里，日本策划成立了听命于他们的傀儡政权伪满州国，并有数十万关东军重兵驻守，还先后从国内召来了数十万武装移民。

　　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在日寇的疯狂打击下，至1933年绝大部分失败了。

　　像是在黑暗的海上点亮灯塔，在东北人民最艰苦无望的关头，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登上了东北抗日战场。早在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就开始陆续派人到南满、东满、巴彦、汤原等地，创建抗日武装。到1936年，抗联平均每天与敌战斗3次以上，每年歼敌万余人。

　　这是完全在敌人重兵炮口下的冒死行动。在交通发达的东北，多数县通铁路，各县和多数大村镇通公路，日军调动十分便捷。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常好礼说，1936年，日军开始持续使用飞机、快速部队及毒气对东北抗日联军实行大“扫荡”。这位一直致力于抗联历史研究的专家介绍，于1937年发展成11个军的东北抗联，即使是全盛时期也不过4万余人，兵未训、弹不足，面对的却是拥有飞机、火车和大炮、装甲车的精锐日军。

　　1937年4月的一次战斗，是抗联老战士单立志所经历的最大一次胜利：“在黑龙江富锦县一个叫二道林子的地方，我们挖好了工事等敌人上钩，打了一天，我们牺牲了4个人，日伪军却死伤200多人。附近两个村子的老百姓不怕枪弹给我们送饭，大部分送的都是烙白面饼……”

　　在深山密林里，抗联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被装厂、面粉厂，还在人迹罕至处搭建了许多用来储藏粮食和战时藏身的密营。除城市和交通要点以外，广大农村多数为抗联所控制。单立志说：“夏天的时候，敌人根本就不敢出来。”

　　但，顺利的时间十分短暂。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赵俊清告诉记者，由于日军疯狂“讨伐”，以及毒辣的“集团部落”政策和“连坐保甲”制度，连年血战的抗联无从补充兵员和装备，加上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系，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仅剩不足千人，只能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

　　即使这样，曾宣布抗联已被“肃清”的日军，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在苏联期间，返回东北执行任务的抗联游击和侦察小部队达300人次以上，为东北人民心中保存了一团始终不灭的希望之火。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数百名抗联战士先乘飞机伞降于内地作先导，主力随后进入各城市接收，部队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成为迎接八路军出关的重要策应力量。

　　绝望中坚持——高昂起一个民族不屈的头颅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牺牲后，连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在一个名为“杨靖宇讨伐座谈会”上，也不得不说杨靖宇“是个了不起的代表人物”。

　　为了围剿杨靖宇，敌人调动了26个“讨伐队”。1940年2月，长期苦战后，孤身一人的杨靖宇被一个600余人的“讨伐队”包围，在密林里与敌人周旋了4天。

　　这位身高超过1．9米的河南汉子，一次次以枪声回答敌人的劝降。直到牺牲时，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日本人想知道这个断粮18天、死了也不肯倒下的中国军人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尸体解剖开后，这位在风雪中率众抗日7年多的抗联领袖，胃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这是怎样的气节？！英雄的壮举鼓舞了抗联勇士们，也震撼了侵略者。双手沾满抗联战士鲜血的日本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在杨靖宇死后经常做噩梦，破天荒地为杨靖宇举办了一个“慰灵祭”……

　　敌人的敬畏，源自抗联战士们超越极限的战斗精神。在日军日夜不休的军事围剿、时时刻刻的政治诱降、滴水不漏的经济封锁下，东北抗联的旗帜始终不倒，其精神、毅力已超出了常人的认识范畴。

　　“那时，牺牲容易，坚持下来难。”单立志老人回忆说，“过的是野人生活，年月日根本就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难过的时候，真是会羡慕战死的战友们。”

　　赵一曼烈士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已经感动了几代人。这封让每一个人都不忍卒读的遗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从日伪档案中发现的，“宁儿”陈掖贤直到此时才看到此信。陈掖贤之女陈红说，日伪档案记录了奶奶受刑的过程：“……将竹筒插入赵一曼女士的喉管，把辣椒水和汽油掺混一起，一口紧一口地往里灌。等肚子鼓胀起来，再用杠子在肚皮上压，灌进去的辣椒水和汽油又全从口鼻和下身溢出来……”陈红说，就连毫无人性的日军行刑者也不得不承认，“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今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伟大胜利》展览的一幅油画《八女投江》面前，总有很多参观者默默驻足。

　　1938年的一次战斗中，第五军妇女团进至林口县乌斯浑河渡口时与敌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保护大部队撤离，吸引敌人，并在子弹用尽、后退无路的关头，宁死不肯被俘，互相搀扶着步入乌斯浑河激流，壮烈牺牲，史称“八女投江”。

　　当时，不管是抗联领导还是普通士兵，没人能够看到丝毫的胜利希望。“死了才算完成任务”成了抗联战士对抗日“任务”的认识。李敏老人说：“最艰苦的时候，领导总拿‘百万红军已经出关，这几天就要打下沈阳’这样的话来‘骗’我们，每次，我们都听得很神往，也不知沈阳有多远……”

　　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并没有使这些抗日战士们放弃最后的抗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就唱歌。”李敏，这位至今还能唱上百首抗联歌曲的老人，已收集了403首抗联歌曲。

　　“每当路走不下去，仗打不下去时，我们就唱歌，一唱歌，大家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有一次，打得弹尽粮绝，大家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准备就义时，敌人竟愣住了，一时枪声全无……我们最终突围成功。”

　　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抗联的战士们在看不到未来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李桂林老人说，直到胜利，自己都没有认识几个战友，“牺牲得太快了，都来不及记住他们的名字……”

　　靖宇县、尚志市、一曼街……如今，在那片英魂永驻的热土，人们以各种方式留下了英雄的名字。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回到东北的李敏，离休后成立了一个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这些当年的抗联老兵，穿着抗联军装，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歌声中，不断为人们传诵着抗联英雄们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