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缉外逃“硕鼠”代价高昂

　　本周二，我国首个由美方押送回中国的“外逃贪官”余振东在广东江门受审。

　　余振东是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超过10亿元。庭审中,余振东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新闻背景“硕鼠”携款外逃3年才归案

　　自1992年开始,余振东与原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经理许国俊(均另案处理)合谋,利用中国银行联行资金管理上的漏洞,采用以企业名义向开平支行办理假贷款套取银行资金、占用企业正常还贷资金或假借企业名义直接转款等手段,占用、侵吞巨额联行资金,然后通过指使属下工作人员或地下非法钱庄将侵吞资金汇至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用于公司的经营运作、炒卖股票、买卖外汇以及生活消费挥霍、赌博。

　　据检察机关指控,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取违规占用广东省辖联行账户的大量资金使用,并通过伪造有关账册平账的手段,贪污公款8247万美元据为己有,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同时,余振东还伙同许超凡、许国俊采取假借企业名义向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申请贷款的名义,套取巨额联行资金的手段,挪用巨额资金美元1.32亿多元,人民币2.73亿多元,港币2000万元,用于其在境外设立的私营公司的经营,并从中获得公司分红等非法利益共6730万港元,全部用于个人炒卖外汇、股票以及赌博等个人消费。

　　案发后,余振东与许超凡、许国俊于2001年10月12日经香港逃往加拿大、美国。在香港停留期间,余振东通过变卖股票等方式,套取现金,并将余下侵吞、挪用所得的资金转移到美国、加拿大其亲属的账户以及赌场账户中,用于外逃之用。

　　2001年10月,广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对余振东立案侦查。同年11月5日,根据《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方要求美方就此案提供刑事司法协助。经过中美两国执法机关长达3年的合作,2001年12月,美方没收了余振东转往美国的部分赃款,并于2002年12月将余振东拘押。

　　2003年12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美方于2004年4月16日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

　　追讨“外逃贪官”为何花费高昂

　　8月16日,余振东涉嫌贪污、挪用公款案在广东江门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余振东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余振东一案耗费了公检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可谓是“成本高昂”。

　　首先,是“归案成本”高昂。据了解,为促成余振东归国受审,我国司法部门2001年成立了专案小组,与美方进行了近3年的协商,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办案人员就曾6次赴美国谈判。包括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司法协助处、司法部司法协助司和外交部在内的10个部门与美方及余本人、家属进行了长期谈判,并召开中国、美国、加拿大和香港三国四方协调会议。协商中的主要困难在于两国法律体系不同以及如何说服当事人。最终,经过权衡,余答应归国受审。

　　其次是“取证成本”高昂。“外逃贪官”出国前转移资本的手段都较为隐蔽,总会想方设法把非法获得的钱财转化成私人“合法”财产,这就给警方调查取证设置了诸多障碍。比如不从中国往外汇钱,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往境外汇钱。

　　余振东也不例外,案发后,他在香港通过变卖股票等方式,套取现金,并将余下侵吞、挪用所得的资金转移到美国、加拿大其亲属的账户以及赌场账户中,用于外逃之用。这些资金能否作为“赃款”和证据,美国方面是否会认同这些“证据”等,都曾一度困扰办案人员。

　　为降低“追贪成本”支招

　　如何降低“追贪成本”,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少专家给出了建议。

　　有专家建议,当务之急是降低“归案成本”。对于尚未归国受审的犯罪嫌疑人,应尽可能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加大协调力度,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居间联络、协调、斡旋的方式,促成成员国间的引渡安排,这样可降低我国司法成本。

　　同时,应尽量争取类似于驱逐出境的变通途径,使犯罪嫌疑人能被直接移交我国,省却繁琐的引渡手续。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师邓宇琼建议,对于缉拿“外逃贪官”这个问题,我国应该接受国际上的一些惯用做法,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适时作出有条件的承诺,避免谈判僵化在“死刑不引渡”问题上。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