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滇缅公路的岁月——南侨机工的回忆

　　新华网北京8月19日电（记者刘昕）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陷落，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前线军火供应紧张。

　　1939年1月，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中国政府购买的军火物资在缅甸仰光上岸，沿着这条公路运抵昆明、重庆，再运往抗日前线。

　　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十分匮乏，于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号召广大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半年时间里，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回国服务的机工总数达3200多人。

　　他们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奔驰在这条时刻面临敌机轰炸的交通大动脉，他们共输送军火50多万吨和大量其他物资，保障重庆、昆明等大后方的正常运转，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当中，有1000多人长眠在了这片热土。

　　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南侨机工被迫散落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除1000多人返回南洋外，剩下的1000多人留在了国内。云南是南侨机工最多的省份，目前有12位老人健在。同为87岁的罗开瑚和王亚六两位老人的回忆，让我们走近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

　　罗开瑚回忆——1939年6月27日，我到达昆明。那时国内生活苦呀，第一顿饭，饭桌上只有一盆大米饭，一盘干咸菜。刚吃两口饭，饭里的沙子、老鼠屎就差点把牙咯掉。

　　我当时就哭了。我给在印尼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不想再在国内待了。哥哥回信要我考虑清楚，如果逃回南洋就成了“逃兵”。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心适应这里的生活，是死是活就在这里干了！

　　我们训练了近一年后，受领任务从昆明出发到缅甸的腊戍去接车，然后抢运军用物资回国。我们是坐卡车去的。路上真难走，又赶上下大雨，车子简直就是蹦着跳着向前走的，人一会被冲到车顶，一会又被甩到车厢另一侧，车轮压过，泥坑里的泥浆溅得比车子都高。

　　途中，车身突然一滑，斜着就冲出了路基，滑到路边的稻田里。如果是盘山路，我们的小命儿可就全部报销了！驾驶员也是个华侨，比我们早来半年。他不慌不忙，冲着后面的车大喊一声，后面车里的人都跳下来了，跑到我们的车边。南侨机工们心齐呀，不论谁有难，别人都不会袖手旁观。聚在一起的人号子一喊，很快就把滑进稻田的汽车推了出来。

　　王亚六回忆——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纷纷捐款捐物。富人捐，穷人也捐。我们老板把他5辆中巴车跑一天的全部收入，都捐献了出来。我也把自己一个月的收入捐了出来。我还亲眼看到一个在码头做苦力的华人，把中午吃饭的两角钱放进了华人学生的募捐箱，自己饿着肚子继续干活。

　　1939年，滇缅公路正式通车后，我报名回国。走的那天，自己就像英雄一样被人群簇拥着。我的老板、老板娘，还有我的女朋友都来送我了。平日里，老板娘是个十分吝啬的人，但这次，老板娘不仅承诺欢迎我今后继续回店里工作，还送给我一些钱。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到边境小镇畹町，去接华侨援助的一批美国“道奇”牌载重车。险啊！仓促修成的滇缅公路，坡大、路窄，而且迂回在群山峻岭间，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悬崖，我们在车上都不敢向外看。

　　接车前，中队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强调说，原地调头千万要“屁股靠山，车头向崖”。当时，崭新的“道奇”车停在边境，一眼看不到尾。我是第32号车。我们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弹药仓库，向车上装了120箱迫击炮的炮弹，装完车，急忙向芒市进发。我们知道，前线的将士们需要弹药，有了这些军用物资就能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

　　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装车，经常几昼夜无法休息，货一卸再去装，连轴转。1939年到1941年两年多，我根本就没在床上睡过，大多时间都是在路上。有点空闲时间，我就往车的座椅上一倒马上能睡着。当局规定每月南侨机工30元国币津贴，但由于运输任务忙，不少人没领。

　　一天，我开着车接近澜沧江时，突然看见几架日本飞机越飞越低，急忙将车身甩到山体一侧，跳下车躲进桥头防空洞，还没站稳，就听见不远处传来巨响，防空洞里的油灯都震得晃起来，连接澜沧江唯一的桥被炸毁了。

　　傍晚，大批车堵在两岸。于是，司机们一起动手，找汽油桶、木板，还拿来钢丝绳，搭起了简易浮桥。我的车排在第一，离桥最近，但这浮桥到底能不能用呢？谁也没底，众目睽睽下我只有硬着头皮上，我缓缓上桥，感觉车体向前一倾，但不影响通过，当后轮上桥时车头猛地向后一仰，连接桥基和浮桥的钢丝绳发出沉闷的“哽、哽”声，就像发条被拧到尽头要断一样，我屏住了呼吸，紧张呀！但钢丝绳最终承受住了压力。

　　我继续向前开，车身先向前倾，再猛向后仰，就这样一次次重复了“先下再翘”的过程，折腾了近半个小时，终于开过了桥。我紧张得全身都湿透了，岸上的人却又是鼓掌又是欢呼。

　　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把浮桥变为可活动的，一旦遭遇空袭时，可以很快地将浮桥左右分开，隐蔽于两岸树木草丛中，不暴露目标。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机工即行遣散。我在滇缅路的生涯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