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报道，为突破干部久居一地形成的利益格局和人情“圈子”，四川省将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和分管财物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作为重点交流对象。近日，随着达州、眉山、内江3市市委书记的产生，四川21个市州党委“一把手”、21个市州纪委书记、法院检察院“两长”和181个县（市、区）党政“一把手”、组织部长全部实现异地任职。
尽管此前已经有浙江等地实施了类似的干部调整举措，但像这样大规模的地方干部异地交流任职还是空前的。应该说，适时对领导干部进行异地交流，可以使干部在多个岗位上丰富领导经验、提高领导水平，有利于打破干部狭隘的地域观念、摆脱人情和关系的束缚放手开展工作，还可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增强班子活力。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加强领导干部岗位交流工作，坚定不移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意义重大。
正确认识推进干部交流任职工作的意义，既要着眼于整个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宏观全局，又要着眼于防止干部腐败的内在要求，在肯定一种倾向时，也要防止忽视或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注意到，在相关媒体的报道中，一些人在充分肯定异地交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认识和评价不尽客观、全面的倾向。比如，有人认为，只有“异地交流任职才能使干部摆脱当地人事关系的束缚”；有人认为，干部异地任职就是预防滋生腐败的一剂“良方”；还有人认为，“易地为官是把反腐‘利斧’”，可以比较利索地与各种难以割舍的关系“一刀两断”，官员就能集中精力，在异地顺利实现自己的执政理想和人生抱负，还对“人治”现象开出了药方……
这些认识的出发点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可实际情况如何呢？
就异地为官实现“执政理想”而言,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于，正是由于个别地方干部人为调整过频，“一把手”换得太勤，客观上导致了部分干部政绩观的扭曲——急功近利大搞“立见成效”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不愿立足长远去抓那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工作，甚至一见到棘手的矛盾困难就躲着走、绕着干。一些地方之所以存在一些久拖不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也与此有关。
就预防干部腐败而言。面对一起起触目惊心的腐败“窝案”、“串案”，面对一个个倒下去的“一把手”官员，我们在总结其教训、反思其问题时，常常要免不了说上一句：是干部监管的体制制度建设上出了问题。那么，这样的体制制度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监督，拿某腐败分子的话来说，就是“官当到我们这一级，就没人管了”。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势必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官员，倘若在甲地任职时喜欢自己说了算、搞“一言堂”，到了乙地很有可能还是不喜欢受他人监督，这显然跟在哪里任职、交不交流没有必然联系。
具体到官场“人情网”、“圈子病”而言。一个毋庸置疑的现象在于，实际上居于“人情网”编织者地位和“圈子”核心的往往就是那些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甚至是“一把手”本人。如果说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任职过久”，就“非常容易陷入人际关系的重重包围”，那极有可能是他自己首先在干部提拔、人员调整、资源分配、机构划分等方面出了问题。有报道说，到异地任职的干部“普遍反映”：他们是“轻装上阵，工作更超脱”。这无论如何让人轻松不起来：那么，原任职地的“重装”又从何而来？倘若没有私心杂念，倘若凡事都严格按程序办、按制度办，在哪里不一样“超脱”？更进一步说，那些所谓的利益格局和人情“圈子”是怎么形成的？作为班子的“一把手”对此又该负怎样的责任？
可见，开展干部交流和异地任职固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着眼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监督机制，一套真正反映领导实绩的政绩考核机制。不管一个领导干部在哪里任职，都能受到有效监督制约，都能获得客观真实评价。我们不能把领导干部廉政勤政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换个地方干”之上，而是必须在有效约束监督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拿出真正“管用”的措施，只有这样，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才谈得上“效益巨大”、“意义非凡”。
我们相信，根据干部队伍培养规划和调配计划，适时适度地开展领导干部任职交流工作，必将成为我们干部人事制度的一种常态，而不再被人为附加上一些额外的功能。这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推进干部交流任职工作意义的关键所在。
作者：郭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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