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琦门VS科比门，让我们丈量一下法治的“距离”

　　安琦门事件日前又有了新进展。事件的女主角阿兰与律师签下了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对安琦提起相关民事索赔。（8月17日《新京报》）

　　说起安琦门事件，和前两年搞的沸沸扬扬的美国NBA明星科比强奸案，在许多地方非常相似。不说别的，单独结果吧，科比强奸案件最后也是转入民事赔偿诉讼案件，科比破财免灾，赔了一大笔钱了事。

　　但是，安琦与科比相比，实在要幸运的多。在科比案中，当地警方接到女当事人事后性报案后，经过长达三天的调查取证，在检察官授权下，以重度性侵犯罪为由，对科比实施了逮捕。随后，科比就卷入了异常繁琐的“司法程序”当中，不断的出庭或出席各种听证会，接受各种各样的质询。还要接受DNA等司法鉴定。虽然科比案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是科比差不多要脱了一层皮，为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反观，安琦门事件。虽然安琦在宾馆被警方“抓现行”，但是他只在公安机关待了一天，然后就回家了。南京警方如此“神速”处理这件事，让人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可能过于草率了。随着事情的发展，真相的逐渐大白。这种感觉越发地强烈。从当事女主角的事后供述来看。安琦门事件的性质绝不是像人们当初想象中的那样的简单。如果女当事人所言不虚的话，安琦的确无法排除犯罪的嫌疑。即使构不成强奸，也可能涉嫌猥亵妇女罪。总之，安琦不能拍拍屁股从南京就这么走人。

　　可是安琦就这么走了。安琦走了，他重返绿茵赛地，对中国足球能起多大作用，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这么走了，对中国法治造成了多么大伤害。透过这个事件，再一次让我们体验了什么叫“息事宁人”式的执法。在中国许多执法机关在执法时，并不严格法律办事，认为能把事“摆平”就行了，只要双方当事人能接受，合不合法的没什么关系。这样做，是可以快速化解矛盾，提高办事水平，甚至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但是由于法律被虚置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法治造成了多么深的伤害。

　　这个事如果以美国司法部门的思维来处理，结果肯定不一样。首先，警方一定会将事件搞个水落石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决定是否“放人”。与科比相比，安琦的行为更容易定性，因为警方有现场资料，所以很可能面临和科比一样严重的指控。司法部门这样做，无论在物质、时间上、效率上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正是由这样一个个案件构成了一些发达国家良好的法治基矗

　　(稿源：红网)

　　(作者：刘吉涛)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