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泄密的“灵丹妙药”是加大泄密者成本

　　举报人有许多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权利，这些权利理应包括不被泄露身份。对于泄露检举人姓名、将检举信交给被检举人的行为，相关法规、规章是严格禁止的。尽管规定之多，但还是“严禁”不了举报信送到举报人手里的类似事情。据8月18月《京华时报》报道：今年5月末的一个夜晚，小红门乡三台山村王先生和妻子、女儿正在看电视，电话铃响起。抓起听筒，是一个陌生的男声。“电话那头说，‘哥们儿，你够牛，敢举报！要是房子被拆了，就把你小子‘做’了／”对方挂断恐吓电话后，一家人被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的一星

　　举报信泄露给被举报人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包头市市民武贵婷怀疑老师体罚自己的孩子，便向有关部门写了检举信，可她没想到，检举信竟然落在了被检举方的手里，并且对方还将之作为证据之一，把她告上了法庭（6月8日《中国青年报》）。去年11月19日《检察日报》也报道了海口质监局泄露举报人身份，赔礼道歉的报道。而小红门乡乡干部李德华把举报信泄露给被举报人，也没有作任何处理，只是道歉而已。

　　泄露举报人为何有禁不止？关健还是对泄密者几乎没有什么处罚措施，象那位乡干部泄露举报人给被举报人，也只是道歉而已，这样显然遏制不了泄密。这就难怪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举报什么？你的举报信就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

　　出现这样的现象当然是制度设计的缺陷，法律的不到位，这也是近年来人们迫切呼吁《举报法》尽快出台的主要原因。记得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就有159名代表提出5份议案，呼吁制定“举报法”，以规范举报行为，保护举报人的积极性，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激励社会各界同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认为，与见义勇为相比，对职务犯罪的举报更需要理智和忍耐力，在一定程度上，举报人的危险性、牺牲精神、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和所承受的精神压力等，丝毫不比抢险救灾和其他的见义勇为逊色。但是时至今日《举报法》仍然没有出台。

　　举报人一旦被泄露给被举报人，导致的后果往往相当严重。举报人可能会因举报行为而招致恐吓，甚至遭受打击报复。这样的事例已是很多，如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而屡遭打击报复，开除了党籍，还劳教两年等不公正待遇；吕净一，河南省舞钢市残联干部，因举报遭到平顶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打击报复几近灭门，并上演了令人震惊的政法委书记买凶杀人案。吕净一妻子被害，他自己也受了重伤；海南省万宁市工商局干部陈少青，署名举报“顶头上司”叶东雄的腐败劣迹，揭露了全省8个市县工商局长腐败串案。然而，当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的时候，陈少青却遭受打击报复。虽然泄密举报人使政府遭受信任危机，同时也破坏了反腐败及其他执法工作的进行，还可能导致人们因害怕不敢再署名举报，影响了反腐败工作，但泄露者却往往是秋毫无损。

　　要改变屡屡泄露举报人事件的这种局面，就要营造为举报人保密，使举报人不受到打击报复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建立举报人保障制度，而更重要的还是尽快出台一部保护举报人的《举报法》，对泄密者进行必要的法律严惩，也就是说加大泄密者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遏制泄露举报人的现象继续发生。

　　(稿源：红网)

　　(作者：洪巧俊)

　　(编辑：潇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