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一家是低保户，每月只靠他４００多元的工资过日子，儿子在福州某重点高中读书，下半年就读高三了。今年的学费实在没着落了，不得已想起申请减免。可儿子一听，死活不同意，理由是申请之后学校会把名单公示出来，同学和老师就都知道了。朱先生夫妇和儿子已“吵”了一个星期，现在还僵持不下。（8月18日新华网）
类似于朱先生一家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数不胜数。有评论家认为：一个贫困的人，想
掩饰贫困，同时又要获得人们对贫困者的同情的好处，社会是无须迎合这种虚伪的。进而规劝这个人：如果一个人把接受救助当成是一件丢人的事情，那么就应该尽量避免不要落到需要救助的地步，即使落到这个地步，也要努力尽早摆脱这一命运。当事人应该接受自己的现状，并把这当成一种动力。这才是关乎尊严的大问题。
这话说得非常有水平，但可惜的是，说话的人和穷人显然没站在一个层面上。因而，这话就透露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居高临下的味儿。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被救济者的能力，他显然对社会现实过于乐观--因为他本人有能力不需救助而生活得很好嘛，因而他也无从体会被救助者的无助，也就无法理解穷人的尊严需要了。掩饰穷困固然有人性的虚伪在内，那展示弱者的穷困是不是人性的残酷，或者制度性的冷漠呢？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处处标榜人性关怀的文明社会里。
经济的高速发展势必会成就一些人，而剥夺另一些人的利益。有人能富到不可想象，也就会有人穷到不可思议。所以，贫困问题往往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后果。所谓穷人，往往就是被制度不公打劫得最厉害而无还手之力的人。因而群体性穷困早已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制度问题，这个观点已经被无数经济和社会学者证实过，无须我赘述。我想说的是，在人类没到达共产主义阶段以前，穷人是始终存在的。把因制度不公和社会竞争惨烈造成的贫困和羞耻感让穷人来背，这合理吗？在人们对贫困的认识还没达到更高阶段之前，贫困被普遍认为是个人生存能力低下的证明，因而贫困才被认为是羞耻的，在社会没有修正这个认识之前，穷人被歧视其实是代社会制度受过！因此保护穷人的自尊就成了一种制度性和社会关怀之必需。
潘多拉先生在《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强？》一文中，婉转提示社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穷人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临界点了。我想这个心理承受力还应该包括个人尊严问题，中国穷人的自尊心也到了临界点了。自尊已经是穷人自我精神防护的最后一道内衣了，被残酷的生存竞争法则打劫得一贫如洗的穷困阶级，如果连这一件内衣也被剥掉，无疑是将他们驱赶到了生死边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看待面子重于泰山的民族。因此，保护他们的自尊也是在降低社会可能付出的心理成本，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深层需要。
(稿源：红网)
(作者：司欣)
(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