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成功与否关键在学术是否本位

　　我国高等学校与世界优秀大学真正的差距，不仅在本科教学、学科建设、办学模式等方面，更主要的是在制度层面上。无论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以及西南联大，其人才荟萃、大师云集的气象，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

　　日前，杨振宁发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在世界上是非常成功的。此言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

　　细观报道，杨振宁对大学教育的乐观评价，主要是从在清华大学的讲课感受、从本科教学质量出发的。这其实是他的一贯观点，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比较过中西教育的短长。2003年9月，他在沈阳演讲时说，“这两种教育不能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要因人而异。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中国学生，应该让他们多创新；对于美国学生，应该让他们打好基础，这样互相弥补，是最恰当的。换一种说法，对天资高的人，美国教育会好一些，而对于大多数学生，基本上讲，中国的教育哲学是比较好的。”我觉得这样的意见是比较中肯的。

　　如果要对中国大学教育作一整体性的评价，则必须非常审慎，只说大学培养的人才对社会贡献非常大，那么中小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莫不如此。社会舆论对大学的评价，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公众的实际感受，即是否“人民满意的教育”。二是对大学的社会期望，或者说对大学实现其社会责任的评价：作为社会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创造性源泉，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是否为社会贡献了新的思想、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大师级的人才，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那样？

　　在这样纵和横的两个方向上，公众的满意度都是有问题的。由于居高不下的教育收费、庞大的贫困生阶层、扩招后教学资源的紧缺、教育质量的滑坡等原因，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学生和家长的公平感受大打折扣。在后一个方面，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发表长文，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担忧，很有代表性。他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当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一些高校热衷于建豪华大楼、改校名、建“大学城”、盲目求大和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希望高校能“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以人为本、追求卓越”。他并且对研究型大学以研究生比例超过本科生作为一个评价指标感到不解，认为这与一流大学“没有任何关系”。（见2004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上述这些问题都十分明显、十分突出。但我认为我国高等学校与世界优秀大学真正的差距，不仅在本科教学、学科建设、办学模式等方面，更主要的是在制度层面上。

　　无论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以及西南联大，其人才荟萃、大师云集的气象，主要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以人为本”在大学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以教师为本”。这意味着在以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为旨的大学，必须实行以教授为核心的“学术本位”的管理，这是大学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根本区别，也是大学的基本价值和核心竞争力所在。

　　在当前高等学校大兴土木、大干快上的热潮中，我们在实质性的制度建设上却少有举措，甚至出现了“官本位”的回潮和日趋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如果大学的教授、学术带头人对学校的办学、管理、教学都没有发言权，怎么能够产生高水平的成果、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今天，我国农村已经实行村民自治，农民都可以“海驯村长，中国的大学什么时候才能实行类似的基层民主？

　　回到杨振宁的话题上来。20年前，三联书店出过一本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我当年阅读时印象颇深的，是他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委婉批评，认为太过看重老年人的意见。的确是这样。今天，对杨振宁这位老学者的一些说法，也可以作如是观。

　　作者：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