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最近一条《华北油田职工抢着离婚为上岗》的新闻引发的“全国时评一片红”，篇篇充满了“义愤”之气、“正义”之气、“尊严”之气，还真是不多见。华北油田的毛病与全国所有国有企业的毛病其实是一样的，它们走过的“改革路”大同小异，在让诸多职工与企业签了协议、领取大小不同的补偿金之后，与原单位脱离关系，另谋出路了。这背后是深刻
的体制之痛，时评家们应该是知道的。下岗后，有的职工顺利完成转型了，有的会将当初的一次性补偿款用光赔光陷入困境；所以“再就业”就成了摆在个人、企业、政府面前的大事。说起来，政府应是宏观意义地减少失业率、提高就业率，建立失业保险机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但多年走过计划经济之路的国有企业，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结合部”，所以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就兼备了政府职能与社会职能，直接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或者从宏大意义上说，那也是欠职工的债太多，应该进行的还债。华北油田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形态下的帮助再就业。
可以想见的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里双职工都想重新上岗，这回“先安排一个名额”，另一位“今后再说”；“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但以离婚证为准”。这是很正常的思路。
可是，时评家立马就将其上升到最高的高度、下潜到最深的深度了。《“凭离婚证上岗”是“羞辱性制度”》就是个典型的“高度”评论，用上了疑似新鲜名词“羞辱性制度”和“制度性羞辱”——而“疑似新鲜名词”正是时下时评家与时评编辑最喜欢的。自打在美国的学者徐贲先生2004年12月23日在《南方周末》介绍了那本国内尚未翻译出版的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正派社会》一书之后，偶尔见到一些文章一些评论引用了“羞辱性制度”的概念，毕竟这个词语还没有被用烂，相对还是比较“新鲜”的。新鲜是好，但新鲜往往也生涩，容易成为一只可以轻易戴到人家头上的轻飘高帽。
在“制度性羞辱”获得“普遍确认”之后，不少时评家呼吁“对工人现实处境予以悲悯同情”，呼吁“让尊严不再成为必要的生存成本”。一般说来，悲悯同情弱者总是没错的，但在我看来，虚幻、虚妄、虚火上升的“同情”“悲悯”是廉价的、没有效果的、缺乏意义的。
徐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