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拒绝“大树底下不长草”（采光）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在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北京、天津相距不到100公里的河北省若干地区，生活着上百万贫困人口。这种贫困，与人们生活的那个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有很大关系。不过，对决策者来说，需要反思的是，制度因素究竟是强化了城市与乡村在环境与资源方面的差距，还是缩小了这种差距？

　　首先可以说，这样的差距，不止存在于北京、天津与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之间，而

　　在中国，省会城市“吞噬”其他市县的能力很强，几个大都市的“吞噬能力”则超强。这同样与资源的分配体制有关。最重要的资源，是由政府掌控的，而政府基于现代化赶超战略，在分配资源时，通常会片面地遵循效率原则。城市由于人员、知识、信息高度集中，其效率远远高于乡村，因而，政府自然将大多数资源投入城市。

　　政府甚至会让乡村补贴城市，明的补贴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将农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今天，这种补贴则是隐性的，即为了确保城市拥有较好的自然环境，限制大城市周围乡村的发展。

　　然而，以处理人类事务的“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衡量，这样的要求不够正当。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具有独立的价值，每个地区发展的权利，同样不应当被无端牺牲，即使这种牺牲似乎能较大程度地增进整体的利益。一个人、一个地区，为另一个人、另一个地区作出了牺牲，就理应获得补偿。

　　因此，假如不进行制度改革，改变资源的分配模式，大都市就将继续吸收乡村的智慧、财富和资源，大都市在富裕之后，透过“滴漏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设想也会落空。假如不改变政府间的关系模式，则“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无法改观。上级政府可能会安排某些财政转移支付，以弥补大都市周边地区为大城市提供的隐性补贴。但假如下级政府没有公平谈判能力、政府之间没有公平进行谈判的制度框架，则这种补偿就不可能足额到位。

　　《江南时报》 (2005年08月21日 第二版)

　　作者：佚名（8月20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