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遗忘的写作历程

　　吕远

　　大约是在前年的春天里，文化报的同志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把我过去的散文出一个集子。他说他们曾发表过我写的一篇悼念吕文科的文章，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使我深受感动。我和吕文科同志共事43年，他去世时我在东京。我赶回来时他已经被火化。我异常悲痛。连夜写了一篇悼文，文化报当即发表。没想到这件事，竟成了这本书的前因。

　　说起来，我对散文情有独钟。中学时期，父亲给我和哥哥们课外请的“家教”，就是教我们诗歌和散文的。我第一次发表的散文叫《月夜》，是在通化新报的《东边文学》副刊上。那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那篇散文是写一个孩子被继母打瞎一只眼的事。幼稚虽然是幼稚的，但却是充满真情的。那时候没有社会责任感，写作只是一种冲动，觉得那孩子太可怜，就写了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拘无束。等到参加革命之后，情况可就不同了，都是为了社会需要才写。建国后政治戒律越来越严，必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而且大都带有任务性质。这都是大家经历过的事，毋庸赘言。可惜的是，“文革”前的散文几乎全在造反派抄家时，惶惶然半夜烧尽。现在已经无物可说了，只能说几句这本书的话。

　　这里收集的几十篇文字，都是我在1977年到2003年的26年间，为各大报刊写的一些散文。因为我从参加革命起就被安排在以音乐为主业的岗位上，所以许多文章都同音乐有些关系，有点像“音乐散文”了，大都是我所见所闻、按照社会需要向报刊交卷的作品。不管是写人

　　物，还是写事件，都力求有真情实感，这是我的写作原则。但1977年~2003年这个“时间段”是很有些特殊色彩的历史阶段，人们刚刚从10年浩劫中走出来，却又带着10年“文革”的习性去要求作品。写起东西来左右为难。我既想写得真实，但内心又有许多已经硬化的戒律，有些文章就难免带有较强的“时代性”。由于我们的报刊属于党的喉舌，我写的这些文章就不能不具有当时的政治色彩，不能不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服务。那时候，我们从几十年前起，都习惯于为政治服务。尽管后来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了，但还是要提“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还要加一句“脱离不了政治”。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很难在撰稿时不规范一下自己的意图和行为，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现在的读者，或许会说没有针砭时弊的“开放精神”。但这实在是我当时很难做到的事———难道我那时能说“不”吗？念在我还尽量写些真情，敬请读者多多理解吧。

　　我说这些“多余的话”，似乎有些替自己开脱和欲盖弥彰之嫌。但平心而论，脱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便无法理解当时的写作原则。就说《心里早已是春天》，现在的人或许会说：“大寨路”是什么路？是极“左”的路，写大寨路本身就是错误的，还要自我歌颂？其实，人们并不知道，大寨路是党的重要路线。1975年，国家已经岌岌可危。马可同志患肝癌在天桥附近的友谊医院住院治疗。那时，毛泽东主席已经“清理”了“阶级队伍”（“叛徒内奸工贼”已经打倒），想早些政治合龙（“大联合”）。所以，“四人帮”才不得不把他们曾经打倒了的马可任命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马可在“文革”中的遭遇比我“惨”得多了，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前途危机四伏。他让孩子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创作“大寨路”组歌，也是隐藏着良苦用心的。在那段时期里，我清楚地感觉到他并非由衷喜爱那项工作，因为他对当时那种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颇为反感，他厌恶的岂止是“四人帮”那几个人？但为了让歌剧院几百位同志多年无工作可做的饥渴心情得到一次润泽，为了让真正的“阎王殿”中央文革文化组能审查通过，“大寨路组歌”算是最好的选题了。他于是在病床上奋力工作。他嘴里能和我说的话，同他眼睛里想和我说的活，差别是很大的。这我心里明白，能心照不宣已经很不容易了。怎么可以要求他说出更多的禁忌的话？怎么可以想象，马可能允许由于自己的不严谨，给同志们和亲人们带来麻烦、甚至带来横祸？不知道那个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专政”到每个人心中的“一闪念”都要“检查”的、常年性政治运动，不知道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是很难理解那个历史时期人们的行为的。马可是在极端艰难的心情下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的。而我在写纪念他的文章的时候，却始终无法达到这种真实度。

　　话虽然这么说，但这毕竟不能解脱我自知的怯懦。几十年来，利用各种有利地形同各种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文化勇士是不少的。26年后，再来重读这些文字，惭愧和歉疚的心情弥漫胸臆。我说这26年的历史是很有些色彩的历史，是觉得这26年的历史既扬弃了许多专制性的东西，也沿袭了不少封建性的东西，既催生了大量新时期的东西，也滋长了若干病态性的东西。在生活水平很快提高的同时，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意识形态也在增长。我们的文学艺术的社会教育任务还是很严重的。但26年来我的这些文章不是振聋发聩的号角，也缺乏醒心明智的强音。有些篇目中（例如《不白———白不》、《心灵的呼号》），间或也想吼上几声，也因气短力薄，语不成声而止。《一个普陀姑娘》、《庐山玉渊潭记》、《扫墓于郎已白头》等篇，虽有意呼唤海外同心、海内知己，但也因当年思想不解放，期期艾艾语焉不详。总之大都是一些平庸之作。长夜静思，深以为憾。在今生剩下的时间里，将力求写些既真实、又真情、又是真理的文字。谨此就献于读者。敬希见谅。（本文在出书时被遗落，特此补遗。）[中国文联出版社]（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