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洪流中的洪深

　　本报记者　倪迅

　　洪深

　　，1916年去美国俄亥俄大学，学习烧瓷工程专业，1919年，以两部剧作考入哈佛大学学习戏剧编剧，获硕士学位。同时还在波士顿表演学校和另一学校学习表演艺术和戏剧营业

　　记者在为“抗战中的知识界”作采访时了解到，认识洪深的人，包括他的很多学生，都说他是一个极富才情的人。写剧本、作编剧他文思敏捷，作导演、当演员他激情勃发。抗战一爆发，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就成立了13个救亡演剧队，洪深毅然辞去大学教授职位，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他说“民族战争关系到国家兴亡，在这血和火的岁月，生与死的搏斗中，每个人只能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战的需要。”

　　“八·一三”后一星期内，他就第一个带领演剧第二队出发，奔赴苏州、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武汉等地城乡进行救亡宣传演出。顾仲彝回忆：临走前，他到了我家里，把他的遗嘱交给我，要我好好保管。他说此去九死一生，万一战死疆场，要我按照他的遗嘱办。他那种为国牺牲的决心感动了我。我把他的遗嘱保管到抗战胜利后，才还给了他。”

　　洪深

　　不仅是队长加编剧，导演加演员，而且为了演出场地，他出面多方疏通协调。由于是义务演出，他还要为队里的日常支出募捐筹款，即使做队里的日常琐事，他也乐此不疲。第二队的副队长是金山，队员有冼星海、王莹、田方、田烈、张季纯、白露、欧阳红缨、熊塞声、贺路等14人。

　　“八·一三”后的上海，码头、车站拥挤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从上海出去的水路、陆路都堵塞着。他们总算租到一条臭气熏天的运粪船冲了出去。一路上，除了演说、演戏，还教唱歌、画宣传画、出墙报，慰劳伤兵。每到一处皆以洪深演讲开始，之后冼星海教群众唱抗日歌曲，再后就在卡车上搭起简单的布景演戏。两、三个节目后，开车穿过几条街，找个适当的地方，停下车又演。洪深曾从师习练发声，演讲起来声音宏亮，加之激情如火，口才又好，鼓动性极强。民众的爱国热忱让他们亲身感到抗战戏剧的战斗作用。

　　1938年底，各路救亡演剧队汇集武汉，戏剧界联合公演大型话剧《最后的胜利》。田汉任编剧，洪深当导演。田汉连夜赶写，洪深连夜赶排。田汉一写出页，马上拿去刻印，洪深拿着油墨未干的“剧本”，立刻开排。100多个角色的戏，从写到排再到演只用了一星期。《最后的胜利》的演出轰动武汉。洪深说，抗战戏剧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戏剧和政治、军事的第一次密切结合。

　　第三厅成立后，洪深任戏剧科科长。当时有人讽刺他“一个堂堂的名教授，居然被上校官衔打瞎了眼睛，只怕是想过官瘾吧。”他说：“我洪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做官的。只要第三厅抗战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战了，我第二天就滚蛋”

　　武汉失陷后，第三厅撤到长沙。1938年11月10日岳阳失守，长沙告急。此时，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几乎都撤出了长沙，只把第三厅留在最后。12日晚上，周恩来召集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洪深等安排第三厅撤退。此时火车、汽车都已找不到。第三厅有演剧队、放映队，人员多，行李多，却缺少交通工具。洪深有应变之才和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大撤离时取舍最难的是两千多件公私行李，他快刀斩乱麻，处理得井井有条，受到周恩来的嘉奖。

　　没想到，13日凌晨蒋介石密令火焚长沙，致使长沙城陷入一片火海，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郭沫若、洪深、张曙还未撤离。郭沫若描述当时所见公路上像水破闸门一样的拥挤着逃难的人，拖儿带女，扛箱抬柜，哭的，叫的，骂的，裹着被子的，背着老人的，伤兵，孕妇，士兵，难民，杂乱成一片。各种各样的车子都有，小汽车、卡车、炮车、坦克车、指挥车、装甲车，有载探照灯的，有载高射炮的，也有载沙发的。路面被碾压塌陷下去，黄尘四起，一直蒙上路旁的树顶。火车车厢的外面像恐龙的角鳍那样挂满了人，一列火车要两个车头拖着慢慢地爬。

　　他们三人也冲散了。洪深搭上一辆又哑又瞎的破卡车，在堵塞的路上几乎无法前行。他急中生智，一手提着铅桶，一手拿着手电筒，时而打打电筒代替车灯，时而敲敲铅桶代替喇叭。破车开到半途抛了锚，他徒步赶到衡山与大家汇合。周恩来又派洪深带领两个演剧队，日夜兼程返回长沙，承担起救火救灾的重担。洪深和田汉是进入余火未烬的长沙的第一批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恢复交通。

　　香港沦陷后，几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界名人被秘密营救回内地。洪深和田汉等编排了话剧《再会吧，香港》。公演时，突然被禁演。洪深和欧阳予倩多方设法挽救，还是不行。在第一场一演完，洪深率全体演员上台，面对观众慷慨陈词，揭露反动派压制进步戏剧的反动面目，他说《再会吧，香港》只不过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却被当局禁演。他的话激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愤慨，绝大部分人把票撕了，以不退票表示抗议。新中国剧社这个穷团体为这个戏投下了所有人力物力，戏被禁演，剧社经济上损失很大。洪深悄悄典卖了两套西装，付清旅馆费、买了车票，返回中山大学继续教书。

　　“皖南事变”后，洪深惟一的女儿病重无钱医治，生命垂危。洪深身染疟疾，又兼牙疾发作，疼痛难忍，他陷入贫病交困之境。一天他一家三口服毒自杀，幸亏郭沫若闻讯偕医生及时抢救。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决定给洪深一千元医药费，他口授友人写信，谢绝一切捐赠。他18岁的爱女最终病夭。

　　1945年，在一次会上洪深沉痛挥泪演说，申诉抗战八年来戏剧界、电影界的痛苦与艰难，最后他一字一泪地大声呼吁：“救救我们！救救戏剧界、电影界！救救中国！”全场掌声雷动，饮泣之声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