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医生眼里的医改——“早就该承认失败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开发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医务工作者无疑是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最有切身体会的群体之一。记者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惠州市医疗卫生系统的几位一线工作人员。

　　现状可总结为“7个不满意”

　　背景：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各成员国的“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学博士、主任医师盛海云：

　　我们医疗卫生体制的现状，可以总结为“7个不满意”，即政府不满意，医院、医生不满意，病人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不满意，有钱人不满意，穷人也不满意。大家都不满意，能说是成功的吗？

　　报告发表后，有些人在争论这样的问题，医改是成功？基本成功？基本不成功？还是失败了？不成功是不是等于失败？不要玩文字游戏了。报告的话说得比较客气，“改革总体不成功”。在我看来，早就该承认失败了。

　　某从业12年的副主任医师：

　　卫生部官员，应该到下面来看看，实际掌握一些东西。你就换件衣服，装成病人来看看，不要前呼后拥，不要光在会议室听领导讲医院的效益又有了提高。

　　医院数量够不够？有些相当困难的医院，政府应该怎样帮助它们引进设备、人才，提高水平？如何减轻病人负担？治疗费用太贵的，能不能给点补贴？

　　市中心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国栋：

　　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曾经提出的“广覆盖，低消耗”目标，实际上是不是达到了？事实证明，经过10年改革，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没有明显提高，负担却急剧增加了。

　　改革，不能把好的东西也丢掉

　　背景：2003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扎扎实实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社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卫生部门要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加大投入，完善政策，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新路子。”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和64%，而城乡公共卫生资源占有的比例大约为60%和40%。

　　盛海云：

　　我们国家医疗卫生体制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解放后，我们系统地改造了“旧社会”那一套，医疗卫生工作成为一条“战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条“战线”在农村、城镇都有了一定的规模。

　　比如说，赤脚医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些人虽然医疗技术有限，条件简陋，但他们所从事的，最起码是一种医疗工作，总好过农村里的巫婆神汉。

　　时代在变，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保留下来呢？现在，所谓的高水平医生下基层，仅仅是“走穴”挣钱，过来做个手术，当天就返回了。从政策上来说，允许医生“走穴”，并不是为了传布医疗技术，纯粹出于“医生穷，让他出去多挣点儿钱”的考虑。

　　某从业12年的副主任医师：

　　对改革，我体会到的重大变化包括，设备更新加快，竞争机制的建立，新手术、新业务的开展、新疗法的使用，还有医生业务学习、继续教育的加强。

　　过去城市里大部分人都有公费医疗，现在情况不同了，费用太高了，治疗一个感冒，得要三四百元；做一个中等偏下难度的胆囊炎手术，费用也得5000元到1万元。能不能通过改革，把医疗费用降下来？或者最起码与病人收入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

　　政府给医院拨的经费早已经微不足道。据说，一两年前，医院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够发放全院职工一个多月的工资。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全靠自己挣钱。从哪里挣钱呢？病人就成了医院挣钱的“客户”。

　　王国栋：

　　政府把医疗卫生工作当成“包袱”甩掉，让医院自己挣钱，于是不少医院就使出浑身解数吸引病人“淘金”。农村地区就医非常困难，不少卫生院连基本设施都没有；综合医院本来应该多看一些疑难危重病，实际上，我们大量承担的是普通疾病的治疗；城市社区医疗，很多由私人承包，并非政府投入，也搞所谓“企业化管理”。

　　这样一来，不少人病一场，就什么都没有了。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期，惠东一个白血病女孩，父母为了给她治病，把家里的楼都卖了，还借了不少债，后来人死了，家里一贫如洗。

　　经过10年改革，医疗保障的覆盖面没有明显提高，负担却急剧增加了。从药品、检查的费用来看，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药、好药，新设备、新技术，显然要比旧的贵；另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比如没有必要的检查，换个名字就卖高价的药。

　　医生，在良心与金钱之间备受折磨

　　背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每一位医学院的学生，都曾举起右手，诵读过这一段“医学生誓言”。

　　“推向市场”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医生面对病人行医时都得作一番良心与金钱的选择。不少备受煎熬的良心，在疲惫之中选择了世俗和市侩。

　　盛海云：

　　这么多年的观察，觉得改革的目标是不明确的。总的目标很好听，是“人人享有医疗保健”，但阶段性的目标呢？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措施呢？没有。剩下的只有摸石头过河，搞所谓“推向市场”，基层医院无所适从，整天考虑的无非就是经济效益。

　　为了效益，出现高额检查、昂贵药品，出现了药品提成，出现了红包。最终由老百姓来为这一切埋单。甚至有人提出，“有多少钱，看多少病”。

　　医生这职业，本来是很受人尊重的。现在，“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生已经不再受尊重，群众把医生称为“白眼狼”，再也不是“白衣天使”了。

　　改革失败的症结在于，逼着医院像企业单位一样创效益，而医院天生就是公益单位，与追求利润的企业有本质的不同。我曾看过乡村诊所的照片，仪器锈迹斑斑，房子也用几条木板钉在一起。我也曾看过一些镇卫生院，六七个工作人员，只有一个有行医资格。这种状况，政府没有责任？甚至有些镇把卫生院都卖掉了。医院是给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如果国家都不愿意承担，而把医院“推向市场”，让老板们去干，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某从业12年的副主任医师：

　　有时候我们劝病人及时交费，病人反问道：“没有钱就不救人了？你们的道德就这么差？”我几乎无言以对。

　　现在病人与医生的经济收入有直接的联系。每看一个病人，每开出一张处方，医生都会考虑病人处方跟自己收入之间的关系，这就造成：对病人的同情，要以自己收入下降为代价。

　　钱，同样毒化了病人的心灵。每个医院里病人的欠费都很严重。有些病人，从其衣着举止来看，并不像是很贫困，照样欠费。

　　至于红包，风险总是有一点的：万一手术出现意外，又收了病人的红包，有时候就不好办了。不过，也有主动退回红包的，认为保持自己品行高洁更重要。红包主要来自病人的心理，其实很少有医生会因为没有收到红包而故意报复病人，但不排除极少数道德败坏的医生。

　　医院应该恢复事业单位的运作模式，但也应该与过去有所区别。如果让医生像公务员那样拿固定工资，这样也不好，毕竟，医疗是一项需要专业技术的工作，而不同人之间的水平确实有差距，病人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医生的水平也应该在收入上有所体现。

　　本报记者　王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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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医生盛海云认为，医改失败的症结在于，逼着医院像企业单位一样创效益。 王小飞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