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和当官的矛盾在哪里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近日表示，“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赛先生为何喜欢乌纱帽

　　“赛先生”喜欢“乌纱帽”，不单纯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然，也不仅仅是“

　　在鼓励“官本位”的体制之下，行政权力主导着科技资源，非竞争性、按权力和身份分配科技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我们看到一线科技工作者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何不千方百计混个官当当？

　　行政力量对科研的过多干预，严重阻碍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扼杀着世界级科学家的出现。根据自1986年起每年发表一期的《洛桑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排名在1998年以前一直在十几位，从1999年开始大幅度下滑，2002年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为第25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科技竞争力的落后，实际上是科研环境和科研体制的落后，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依赖于保护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不当官的科学家没有主导权，当官的科学家没有学术前途，这实在是科技界的一种困境。所以，制度的选择要比道德的指责更为重要。 山东省淄博市毕延河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在解决温饱和安全之后，均有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欲求。人有欲求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何消除个体欲求的消极性，发挥其积极性，制度安排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研工作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首先是他们的职业，然后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制度设置使科技工作者个体欲求的实现与整个科技事业的发展进步协调一致，相互促进，是制度制定者的责任，也是对其管理智慧的考验。

　　目前我国科研工作者热衷于做官，与其说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还不如说是不合理的制度给“逼”的。科研工作者远离官尝潜心科研固然不错，可是埋头专业可能应有的待遇不能落实，科研项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科研经费没有保障。而只要当上一官半职，上述情形马上改观。“当官”几乎成了解决一些问题的途径，包括科研本身。

　　在此现实情形下，对科研工作者“官本位”观念的批评和“痛斥”既没有说服力，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湖南省长沙市彭联

　　 在某知名大学，处级以上干部就有500余人，除非犯错误或辞职，否则他们的级别会永久保留，这种级别比学术职称还管用。而300余名教授仅仅是享受“比照处级待遇”，在申请科研资金等方面都要先向级别更高的官员让路。科级听命于处级，处级听命于厅级，许多大学出现了“处级科学家”、“厅级科学家”扎堆的奇观。

　　这种管理学术界的做法不仅违背了科学规律，也使本应甘守寂寞的科学圈子变得复杂而浮躁热闹起来。副部级的大学肯定比厅级处级的院校高人一等，厅级科学家自然拥有了比处级教授更大的学术霸权，科研资源的配置与行政级别的挂钩越来越紧密，这实际是在逼迫科学家千方百计地争取当官、当大官。谁若不遵循官场游戏规则，就意味着在科研领域被淘汰出局。这种“官化”色彩浓厚的落后科技体制，分散了科技工作者的注意力，制约了学术思想的自由活跃。

　　过多的“红顶”科学家必将固化学术界的等级制度，使科学家沦为官场规则的附庸，加剧学术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河南省郑州市张培元

　　 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性：学术本身就是事业，就是职业，它不需要依附于其他社会势力，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能够独立地存在下去。由于从事的是独立的事业，所以学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周光召批评的“做学问与做官不可兼得”，其实是批评一些科技工作者过分热衷于做官，丢掉了主业。可他似乎忽视了，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就是当官从政，也就是“学而优则仕”。

　　专心做一个科技工作者———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幻觉。如今的学界，从职称考评-学术著作出版-论文发表-研究课题申报-经费划拨-人员调配等，几乎所有环节都按照级别而定利用知识资源、决定资源去向的能力。许多学者教授固然在课堂上、研究中标举思考、争议、反对、批判的价值，并且也亲自对若干既有知识、论述、习俗有所另异的思考与批判，但在摇笔杆和埋首实验室的时间之外,他们更多的精力得用于消极地应对和顺从主流社会的要求。不如此，他们可能连再上讲台和实验室的机会都会大为减少。 晶报社 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