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订做”专家意见的负效应

　　大兴矿难又曝出新黑幕。据最近一期《暸望新闻周刊》报道，在大兴事故前几小时，一个由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一份安全开采可行性专家组论证意见，称大兴煤矿所在的矿区“所开采的煤层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区影响范围以外，其正常条件下的开采是安全的”。

　　虽然我们不能把大兴矿难的责任推给专家，但专家的意见毕竟为当地政府准许大兴煤

　　所谓“订做”专家意见，指的是在一些生产和工程领域，政府和企业往往花钱请一些专家来做可行性报告、技术鉴定、论证等，实际上在做之前，就对专家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方向，从而使专家意见失去公允性、独立性，甚至成为偏袒政府和企业的一个工具。应该说，并非一切“订做意见”都不好，在私人投资的领域或工程中，专家论证主要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私人领域之所以可以允许投资人“订做”意见，是因为专家论证失误的后果是由个人来承担的。

　　但是，一旦涉及公共领域，这种“订做”专家意见的做法就必须慎重。因为公共领域的利益主体不是一个，而是多元化的。专家为项目和工程进行论证和决策，就必须考虑到它有利于谁，不利于谁，是让经济效益最大化还是让社会效益最大化，尽量找出不同利益主体的交集。而“订做”意见的做法，针对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试图为领导者的个人意图披上一件所谓“专家”的外衣。

　　公共决策出现“订做”专家意见，反映了一些领导只不过是把专家意见作为一种形式和摆设而已。表面上看起来，在决策强调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的今天，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对专家还是比较重视甚至比较迷信的，专家意见在政府和企业决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重要”作用只在符合领导意图，在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才有用，也就是说，专家的“重要”仅仅体现在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一种“专业”的说法。

　　另一方面，对于专家而言，正因为自己是处于被政府或企业“订做”的地位，所以，按照商品交换关系，当然在咨询过程中也就不能忤逆对方的“意志”。从而，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论证什么，这样大家皆大欢喜。这在上述专家论证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专家组组长、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副院长董书宁介绍，专家组是8月4日中午到兴宁市的，7日上午就将意见交给了梅州市安监局和兴宁市政府。想想看，三天时间不到，再扣除吃饭和睡觉，也就是一天多一点，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何形成一份有质量的意见？所以，专家组没有下到大兴煤矿实地察看也就毫不奇怪。所以，尽管专家们知道大兴煤矿“按规定是不能采的，以前的开采行为就是在胡闹”，但他们“不能这样说，直接说有点太不留情面了”。

　　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还信任专家，是因为专家的身份。换言之，专家的独立地位、职业操守和专业精神使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从长远的角度、从整体利益看问题。如果专家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和责任担当，甘愿成为政府或企业领导的附庸，甚至与其“同流合污”，不仅削弱了人们对专家的认同感，也破坏了公共决策体制的公允性。

　　作者：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