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张磊　张苹

　　辛亥革命结束了传统的封建帝制，而清王朝的颠覆则是“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翻的结果。”所谓“孙中山领导的党”，主要指1905年成立的中国同盟会。

　　一

　　当孙中山走上革命路途时，就把建立革命团体作为当务之急，还在1894年冬，他就在檀香山的侨胞中成立了兴中会。这个革命小团体虽然只是略具雏形，但已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属性。首先，兴中会的纲领开始体现了较为完整的民主主义的原则。它在入会誓词中规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章程”内容则洋溢着爱国主义：力求避免“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厄运，“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个要求以共和国取代封建君主制的革命纲领。其次，兴中会在组织原则方面也一扫会党的陋习。领导机构由会员推举，会员之间的关系排除了封建宗法因素。地域性限制不再存在，兴中会希望容纳一切“有志华人”乃至外国友人，“不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

　　兴中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它在艰苦的10年战斗历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兴中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先锋作用。兴中会的宣传鼓动工作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懂得“革新之机”完全“遏绝于上”，抛弃对现存政权的幻想，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在1900年后，兴中会还必须同保皇党论战，揭露他们“假革命、真保皇”的反动面目，唤醒惑于“邪说”的人们———包括部分兴中会员。其次，兴中会还把武装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因事泄流产，却以革命民主派“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1900年的惠州起义取得了很大的战果，队伍曾经发展到两万余人，虽然结局仍归失败，而其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显而易见，兴中会在相当程度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二

　　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把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提上议事日程。必须将分散的革命活动汇合起来，并把参差不齐的斗争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许多革命党人亲身体验到这种时代的需要，深切理解这一历史的使命。他们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促使同盟会在1905年夏应运而生。在组建同盟会的过程中，孙中山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回顾了十年来的战斗，确信“但从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经过了相当充分的酝酿，条件终于成熟。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倡导下，1905年8月于东京建立了以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的成立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活动进入新阶段。从其自身的各方面来看，这个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远非先前的革命团体所可比拟。第一，同盟会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认为斗争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无疑是对民主革命主要课题的科学概括，堪称为完整的、自觉的民主主义纲领。第二，同盟会在组织方面也大有改进。它效法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秘密会社的封建宗法习气彻底消除，同盟会具有了近代政党的形态。第三，同盟会员的骨干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其所隶属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他们胜任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大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加盟，增加了同盟会的能量和活力，同时，也密切了同盟会与国内的联系。第四，在同盟会内部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领导集团。这个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基本上承担起领导的重任。事实表明，近代政治运动要求领导是群体而非个人。第五，同盟会制定了比较完整的方针和政策。1906年秋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起草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它包括八个重要文件：《军政府宣言》（通称《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招军章程》、《略地规则》等。这些文件供各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时应用，成为革命党人在斗争中所遵循的准则。第六，同盟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除本部外，同盟会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加盟者就达万人。

　　同盟会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中，同盟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活动：同保皇派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论战，批驳了保皇谬论，广泛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坚持武装反清斗争，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提供了必需的条件。同盟会的组建成为革命新高潮的起点：“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只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胜利并非遥遥无期，确信“革命大业可及身成矣！”

　　三

　　当然，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不可能不带有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软弱性及其他缺陷，并表现为自身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芜杂涣散。不少同盟会会员对三民主义纲领缺乏全面的理解和信仰，他们实际上是“一民”主义者或“二民”主义者。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不统一，严重削弱了同盟会的战斗力。同样，组织上的涣散现象也是明显的，门户之见甚深。光复会的一些成员加盟后依然不能舍去原有的旗号，他们的许多活动仍旧采用光复会的名义。上述缺陷在革命的低潮期往往恶性膨胀起来，甚至导致分裂的危机。稍后，章太炎、陶成章等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对孙中山进行了无原则的攻击和污蔑，给1908年后的革命困难阶段造成颇为有害的影响。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等还在上海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它虽然“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对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有所推进，但却在“章程”中删略了民生主义，并在另立组织的重大问题上没有先期征得同盟会本部领导的同意。因此，中部同盟会的建立也具有分裂倾向。不过，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带有不同程度的分裂倾向的活动并未造成同盟会的瓦解，也没有否定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在度过了短暂的低潮期后，成为辛亥革命前奏的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依旧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所策划和领导的。点燃了辛亥革命火焰的武昌起义，则是湖北新军中受到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所发动的。该省的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也大都是同盟会会员。这就不难理解湖北革命党人在发难之初就举起了孙中山的旗号，正如打响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所宣称：“孙先生乃革命创始者，党人遍布全国，虽间有名目殊异；而尊崇孙先生则一也。”所以孙中山返国后立即被推选为首任临时大总统，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孙中山参与创建和领导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在民主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年代，它不愧为“革命之中枢”。这是历史的真实，而非某些片面的、表面的现象或假象所能掩蔽。“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孙中山所做的历史结论，显然是客观存在的如实写照。（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