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斥就能喝止科研官本位吗？

　　“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今天上午和十几名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8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据报道，座谈会上，一些老科技工作者对目前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颇为不满，他们说科研系统“官本位”习气很严重。周光召之所以要痛斥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事

　　长期以来，国人骨子里“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一元价值观挥之不去，表现在科技工作者身上，便是有人科研成果与官位晋升要“鱼与熊掌兼得”。事实上，科研与做官无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对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一样光荣伟大；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分属性质不同的两个领域，也绝无可能科研成果与官位晋升兼得。诚如周光召提出：“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做官的前提是必须为科技工作者好好服务，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

　　一元价值观必然导致显失公平的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一元评价激励体系。本来官场科场性质殊异，评价标准理当泾渭分明，作为科研人员，取得什么资格就应评聘什么职称享受什么待遇，作为官员，干出什么政绩就应晋升什么职务享受什么待遇。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评价激励体系上官科不分，科场官场化，比如至今仍在沿袭“祖宗之法”，对相应科研人员比照享受什么厅级、处级、科级等等行政待遇。而与此同时，与官员各级待遇雷打不动及时兑现相异，由于科研经费捉襟见肘，不少科技人员所谓的各类待遇时成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比如目前一些单位连所谓比照待遇也是“水中月，镜中花”。一些老科技工作者为此感叹：“一线科技工作者实际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造成了只要手中无权，科技工作者职称再高也兑现不了应有待遇的怪现象”。因此，大量科研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也乐于给那些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委任以大大小小的官衔，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对科技工作者成绩和学识的肯定。事实上，也只有这样他们的实际待遇才会由“柔性”变成“刚性”。

　　一个公认不争的事实是，时下官场存在所谓“部门权力地方化，地方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私有化，私有权力商品化”、“权力可以寻租”、“期权可以入股”之类的潜规则。有人形象地将当官喻为“红路”、经商喻为“黄路”，而治学搞则被贬为“黑路”。于是，在这种潜规则作用下，大量科研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便不足为奇可以理解。科技人员一旦入仕升官，受潜规则作用也就身不由已欲罢不能了。这便是周光召指出的人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现象：“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我有一种担忧，不藉以矫正评价体系、消除官场潜规则消除本因，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指望周主席的痛斥能产生多大的棒喝作用恐怕难以令人乐观。作为新疆老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到新疆石河子大学从教40多年的曹连莆教授建议，各级政府机关应该尽量少给科技工作者压行政工作的担子，要营造和谐的环境让他们集中精力进行科技创新。“不是所有会做学问的科技人才都能做好行政工作，也不是所有科技人员都愿意做行政工作，不适当的任用，浪费人才”。我同意曹教授的观点，但我仍然认为，设若全社会不能从周主席的痛斥中作出悚然一惊的理性反应和道义反应，进而对科研系统官本位之危害和成因引起足够重视和积极应对，周主席的痛斥又能若何？。

　　(来源：红网；作者：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