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上岗：反道德的道德苛求

　　对于华北油田导致部分职工通过离婚以期求能够上岗的再就业政策，先是有许多评论者认为，这实属一种制度性羞辱，是以尊严作为人的必要生存成本，吁请“给下岗职工留下最后一点尊严”。但紧接着，另外一些人士接连对此发表了颠覆性观点，先是徐迅雷先生在8月20日《红网·红辣椒评论》撰文认为，这是评论家们虚幻、虚妄、虚火上升的“同情”“悲悯”。而在22日《南方都市报》上，何三畏先生也认为，离婚上岗只是个人道德问题。

　　不难发现共同支持徐、何二人观点的基础，是对那项再就业政策的合理性认同。比如徐文认为，原刊报道的信息选取与披露不完整，因为华北油田事后已紧急通知，“8月5日以后的离婚证视为无效。”何文干脆认为，“这是我们所能发现的比较有人情味的一条‘政策’”也不难发现二人共同的立论基础，在于通过离婚谋求上岗，是对于其它人上岗机会的剥压。何文这样指出：设想“很多”人在趋利的同时，不考虑离婚的成本，伤害工友以及对家庭成员的不良示范的道德成本，奋勇甩掉婚姻直奔工作而去，那真是壮观极了，也可悲极了。

　　也许我可以承认，离婚上岗导致了某种不公平。因为毕竟“僧多粥少”，毕竟有人更需要一个再就业的机会。也许，我还姑且可以承认，通过离婚的方式来达到这种不可告人之目的的人，的确存在道德污点。但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理直气壮人们，你们怎么会忽略一些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如果不是迫于生存压力，谁会抛弃个体尊严？或许，我们不排除有人利用制度漏洞以“趋利”，但是如此大面积的“假离婚”，应能足以表明人们在生存压力与婚姻尊严之间所不得不做出的痛苦取舍。

　　在8月20日新华社一则报道里，记者转述了一对45左右岁的夫妇的对话——男：我们还是回去吧，昨天局不是又发补充文件了，说8月5日以前离婚的才给安排工作？女（很坚决地）：反正他们原先下发的文件说离婚的给安排，这次不给安排的话，就先离了等下次安排！45岁的年纪，就业的期望，生存的重量，一项制度设计至此已呈现出了它非人性的一面。毕竟，我们不可能提着自已的头发脱离现实，考虑到并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难道，我们还要剥压他们在“政策许可”范围内“趋利”的本能？

　　仅仅以单身与否作为再就业的条件，无疑是在以简单的判断取代更准确的制度设计。我们毕竟不能说，结婚的人不比单身者更需要一个就业机会。现代经济人的观点认为，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天然本能，因此公共政策务须保持足够的公平。当政策本身并不具有公平的意义时，期望人们通过道德自律来实现公平，实质已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观点。而即便仅仅就道德问题而言，一项已经引发道德崩坏的公共政策，难道不是最该责问的？

　　世上最愚蠢最反动的事，莫过于不顾实际效果的道德叫嚣。我认为，所谓道德，就是认识并做符合普遍人性的事。一切大多数人做不到的道德，都是伪道德。张次山在他《反道德的道德高标》文章中说的这一句话，似乎正是对“离婚下岗”事件中高高扬起道德皮鞭的犬儒主义者说的。是的，我不得不说，当生存重于一切的时候，当尊严甚至都无从寻觅的时候，对于当事人的道德苛求，正是一种反道德。

　　观点撞击：

　　徐迅雷：有多少时评是靠不住的( 来源：红网 )

　　何三畏：离婚上岗是个人道德问题 (来源：南方都市报)

　　(稿源：红网)

　　(作者：杨耕身)

　　(编辑：耿红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