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原告打官司

　　本报驻日本记者　曹鹏程

　　18名律师牵头发起

　　几次在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的诉讼采访中邂逅小野寺利孝，都没有时间仔细聊聊。自1994年开始帮中国原告打官司之后，他的工作日程就越来越紧。经过反复调整，在

　　谈起与战争受害者的第一次接触，小野寺面露愧色：此前，他们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悲惨境遇一无所知。1994年5月初，永野茂门就任羽田孜内阁法务大臣。在上任第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永野即口出诳语，否认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妄指“南京大屠杀是莫须有的”。这一谬论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当时，小野寺等18位日本法学家组成的中国司法调查团刚刚从南京、上海北上抵达北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见闻和本国法务大臣否认战争犯罪的言论形成了巨大反差。18人联名向首相羽田孜发出了要求罢免永野的抗议信。

　　在北京时，日本驻北京记者K先生采访了小野寺一行。K质问说：“那么多的日本人权派律师，为何对日本作为加害者犯下的国际人权案视而不见？”K的质问令他们哑口无言。在这位记者的帮助下，从1994年7月开始，小野寺等人联合一批法学家先后6次赴中国进行调查取证，接触了欲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的中国战争受害者，18位发起人也开始分头寻找志同道合的律师为中国人打官司。1995年8月，借着战后50周年的契机，“中国战争受害者赔偿请求案件律师团”（以下简称律师团）正式成立。

　　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位律师参加律师团，一个案件有时会有10多人共同负责。因深知战争索赔在日本的难度，律师们决定利用民众的支持向法庭施加压力。于是，市民团体“中国战争受害者支持会”（以下简称支持会）也在1995年8月成立。律师们利用各种手段，继续向日本民众和媒体宣传日军的战争犯罪事实和中国战争受害者的悲惨境遇，促使支持会不断扩大，现已发展到了3000多名会员。

　　500名律师无偿参与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实际上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最早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除了律师团，还有律师单独为中国对日索赔的个案打官司。据日本媒体统计，律师团已代理16件诉讼案，而目前中国提出的民间战争索赔诉讼大概有26件，所有为中国原告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加起来有500人左右。

　　日本律师不仅免费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有时还要自掏腰包。调查取证所需要的材料费、证人费、鉴定费、差旅费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些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些律师拉来的贷款和赞助，另一部分来自律师和市民组织的捐款。平时律师团开会和讨论时，律师们都是自己带饭。据说，支持会的一位女性成员为了向律师团提供资金，甚至变卖了房产，另租一间小房子居住。小野寺本人这些年也靠东借西要，为诉讼筹款近2000万日元。10年里，律师团的律师们共为案件支付了大约100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这期间，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骚扰和恐吓。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曾连续几个月每天半夜接到骚扰电话，其他律师也经常收到带有恐吓和威胁内容的传真和信件。

　　“中国对日本的真诚友好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前提。”在采访中，小野寺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认为，二战结束后，中国主动免除了战争赔款，这才有了日本经济繁荣的今天。实际上，中国没有一个家庭不曾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虽然许多战争受害者为了中日友好选择了默默承受，但是他们仍然在受罪。如果对此置之不理，甚至反而歪曲史实，卑劣地否认战争责任，就无异于给他们带来第二次严重的伤害，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信任。

　　诉讼目的、障碍与进展

　　谈到战争赔偿诉讼的目的，小野寺告诉记者，一是要推动日本司法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观和战争观。目前的案子虽然败多胜少，但是法庭宣判中承认的日军犯罪事实却越来越多；二是谋求政治解决战后补偿问题。现在进行的战争索赔是代表诉讼，不能惠及所有战争受害者，但通过不断胜诉可以最终促使日本政府向全体受害者道歉和创立赔偿基金。第一宗对日战争索赔诉讼开始的时候，从法庭到政府都对中国战争受害者毫不重视，但是现在，有良知的法官不断出现，许多政治家公开表示支持战争索赔，不少国会议员也开始呼吁制定战争赔偿法。

　　经过10年的努力和积累，已经有多起案子在地方法院获胜，两起案子在地方高法获胜，最高法院目前还没有一起宣判。这些案子在事实认证方面已取得突破，眼下最大的障碍在于司法解释：法官在承认战争罪行后往往会使用“国家无答责”、“时效除斥”、“请求权放弃”等理由判原告败诉。在小野寺看来，这些都是司法推卸历史责任的工具。“国家无答责”不是法律而是法理，而且是被日本宪法第17条明确否认的战前社会的遗物；“时效除斥”在战争索赔案中明显违反公平合理的理念，在这种场合下可以限制时效适用；“请求权放弃”只是国家放弃战争赔偿，个人却没有放弃赔偿要求。小野寺认为，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是明显的政治用意，所有有良知的日本人都会感到羞耻。

　　记者还了解到，在中日双方律师和原告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间对日战争索赔10年来取得的最稳定的成果，就是迫使日本法庭宣判了大量战争犯罪事实。这些罪行包括：“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杀戮”、“南京大屠杀和强奸”、“山西慰安妇（包括日军推行‘三光政策’的事实）”、“对平顶山居民的集体虐杀”、“废弃毒气弹伤人（包括日军生产、配备、使用、遗弃毒气的事实）”、“刘连仁被掳掠做劳工、强制劳动”、“无差别轰炸和对市民的杀戮”、“湖南细菌战造成伤亡和遗害”等等。这些事实已经得到司法认定，即使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也不会改变。这不仅对日本右翼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也有助于日本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观。

　　采访结束的时候，小野寺送给记者一本新书，名叫《沙上的壁垒》，书中记载了中国战后索赔10年来的轨迹。8月15日，这本书摆上了东京的大小书店。当记者询问书名的来历时，小野寺笑着解释，封面上沙漠中央的建筑就是日本最高法院。俗话说，“沙漠上的城堡”再坚硬最后也会崩溃倒下。律师们相信：中国民间战争索赔将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将促使日本政府对中国全体战争受害者谢罪，并汲取历史教训，切实认真地处理好战争遗留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和解。

　　（本报东京8月23日电）

　　《人民日报》 (2005年08月24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