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说→二次创业→效益论

　　本报记者　曾妮

　　是的，在这期特刊上，每一个版面都与创新有关。

　　从本版开始，我们为您呈献“深圳十新”。

　　思想需要先行，思想解放了，行动只在迟早；深圳拥有地方立法权，法制以及法治的精神，在这座城市里不断深入；深圳是经济特区，环境、产业、产品都是日新月异；深圳人没有文化吗？看看这里发生的事实吧；最重要的是人，人有着创新的精神，就不怕输掉整个世界。

　　新论、新政、新制、新经济、新业、新品、新风、新文化、新颜、新人……

　　是的，这个城市的一切，都与创新有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没有人怀疑，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深圳的崛起是中国最大的奇迹之一。

　　25年，一些与特区同龄的人会发现，在你懵懵懂懂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凭空”多了一座GDP达3400多亿元的城市，它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了整个中国。

　　深圳不是理论家，但它总是能以一个实干家的本能率先吼出时代之声。从“时间就是金钱”到“效益深圳”，深圳总是能率先提炼出某个历史阶段改革的主题。

　　创业时期

　　“速度说”冲破一切

　　特区就像一个一出生就会跑的孩子。那种急切的心情很容易理解，要冲破计划经济的铁桶阵、打消人们对改革的猜测，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奇迹来说明一切。何况当时中国发展的步伐已经比发达国家晚了许多年。于是，强调发展的速度和效率成了草创时期深圳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1982年，袁庚在蛇口码头贴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1984年，深圳用“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建造了当时的“神州第一楼”；1984年，小平到深圳视察，惊讶于这里的速度；1992年，小平第二次来深圳，临走前还回过来对深圳的同志们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从1980年特区创立到上世纪90年代小平南巡前后，是深圳的创业时期，为深圳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本市生产总值以年均35％左右的速度增长。深圳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和探索，用实践书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上世纪90年代

　　“二次创业”自力更生

　　1994年以后，原来一枝独秀的深圳陷入了一种尴尬。随着改革开放向中国腹地延伸，特殊政策成为普惠政策，上海凭借新一轮的发展“风头”盖过深圳。深圳在政策上的优势越来越弱化。

　　1994年，围绕特区的特殊政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学者胡鞍钢撰文指出：特殊政策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特区的“特”字不能“特”在优惠政策和减免税，而应该“特”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三个方面。

　　在这场论战中，深圳尽管嘴上不认输，但也认清了形势。1995年召开的市第二次党代会提出了发出了“二次创业”的口号，率先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科技等支柱产业的发展观。如果说，第一次创业是依靠了“特殊政策”的优势，那么第二次创业深圳完全是通过创新优势自力更生。

　　市场经济“十大体系”是这一时期深圳提出的重要理论。从1996年10月3日开始，《深圳商报》连续发表10篇“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综述”，详细介绍了深圳市市场经济体制的十个组成部分，即“十大体系”。它总结深圳的经验，系统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型，标志着深圳已经率先建成市场经济体制。

　　2005年

　　“效益论”再次领跑

　　有人说，在进入21世纪头几年，深圳打了个盹。

　　人们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2003年初，“我为伊狂”一抒胸臆写下洋洋两万言的《深圳，你被谁抛弃？》，道出了深圳人的焦虑。

　　3年过去了，平安保险没走，招商银行也没走。3年后，深圳的“特区理念”再次发生飞跃。在勇敢地自我解剖并指出现发展模式下的“四个难以为继”后，深圳第一个把“和谐”与“效益”作为立市口号。深圳不再看重单纯的GDP排名，不和别人拼总量、拼速度、拼规模、拼座次，而是更加看重发展的效益指标。

　　目前，深圳已经是全国“亩产GDP”最高的城市，而深圳今天的选择也必将成为其他城市明天的选择。不计成本的铺摊子、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大已经不合时宜。市长许宗衡说，只要这条道路走成功了，深圳就又在新时期为全国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当事物语

　　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畅谈特区往事　“改革是闯出来的”

　　早上九时半，一场清凉雨让8月的深圳暑气全消。老书记李灏在深圳原人大办公楼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记者，他把这次采访称为一次交流，说着说着还不时停下来询问记者的看法。谈起当年深圳改革创业的往事，每当说到激动处，李灏几次从椅子上站起来。

　　李灏说：“别人常问我深圳快速发展起来的经验是什么，我说深圳的经验可以从许多角度去总结，而我的体会是‘好多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有个腾讯公司，就是我主持工作期间，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会出个华为，出个中兴通讯，有谁想到深圳又出个大芬油画村？深圳发展起来，很多事情都是计划外的，是企业、单位、许多创业者自己一步步闯出来的。我们要创造一种宽松的、鼓励创新的环境和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深圳不出马化腾也会出个‘龙化腾’！”

　　深圳的改革是闯出来的。1987年，深圳敲下拍卖土地使用权的第一槌，这项工作是在李灏的主持下进行的。李灏回忆说，当时拍卖完了还有人说深圳的做法违反宪法。当时国内许多人的想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思维上，没有认识到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没有认识到土地有偿使用的价值。深圳拍卖土地使用权尽管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广东省、中央还是肯定了深圳的做法，因为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198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在删除土地不得出租规定的同时，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李灏说：“有哪一项突破中央会事先告诉你这个可以做？深圳是改革试验区，就是要求、允许你去探索、试验，靠自己闯。改革不是参加宴会，别人给你安排好座位、端上菜肴，等你上座。”

　　有人说，深圳发展是靠中央给的优惠政策，甚至是靠“寻租”搞起来的。在1994年那场关于特区是否还要存在的论战中，已经离开深圳领导岗位的李灏也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特殊政策不等于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不可要，特殊政策不可无。”李灏说，深圳的特殊政策曾包含三方面：第一种是在特区建设初期国家给的扶持政策，如低息贷款、财税包干；第二种是由于深圳毗邻香港，为方便两地人员往来实行的一些特殊政策(如过境耕作)；第三种是国家为了让特区先行先试而给的一些特殊条件，如给与深圳立法权，以及对企业实行类似境外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税收政策，以利于它们参加国际竞争。第一种特殊政策在建特区初期是必要的，九十年代已经没有了，后面两类特殊政策还保留。李灏说，国家要深圳打头阵、给深圳压任务，必然要给深圳创造一些条件，这并不是“优惠”。深圳的发展，不是向国家要优惠政策“要”出来的，更不是“寻租”寻出来的，而是自觉改革“闯”出来的。

　　追寻深圳的“特区精神”，李灏指出，从创业时期到现在，“特区精神”的核心一直是创新。早在1987年深圳提出的特区精神是“开拓、创新、献身”，也就是“拓荒牛精神”。那时候提“献身”是有针对性的，因为特区还在创业阶段，来到这里的干部群众都要做一点“个人牺牲”。1989年提出“特区精神”是“开拓、创新、团结、奉献”，那时候的“团结”就相当于现在说的“和谐”，因为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应当营造团结关爱的氛围。2002年在经过深圳精神大讨论后，与时俱进，又把“特区精神”总结为“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创新”是一以贯之的核心，是深圳的灵魂。“创新”要有自觉、有勇气，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这才最能体现特区精神的实质。

　　李灏说，中央建立特区不仅仅是为了深圳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让深圳打头阵，让深圳在改革发展中不断为全国提供新鲜经验。作为改革的试验地，深圳如果不创造出有利于全国的经验，就没有起到特区应有的作用，特区的历史任务就还没有完成。

　　李灏指出，小平同志曾把深圳的经验总结为“敢闯”，说明特区发挥了应有的功能，也表明小平同志对特区的期望。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明确地表示，特区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当然，我们要用“变”和“不变”的辨证观点看待特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区”，探索、试验、创新是特区的本质和任务，这是不会变的。特区仍然在许多方面可以发挥探索道路的作用。但是，随着情况的变化，特区创新的内涵会有所不同，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有所作为。

　　时空印记

　　1982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79年1月31日，招商局正式进驻蛇口，独立开发和经营蛇口工业区。当年8月，蛇口工业区开始建设首个码头。

　　1982年，为了激励工人，袁庚想在蛇口码头贴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当时他想的原文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皇帝。”考虑再三，把后面两句删掉了。即使这样，这句口号当时还是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它触动了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思想。有人讽刺袁庚说他“要钱又要命”。

　　1984年，小平第一次来深圳视察，就参观了蛇口码头。袁庚向小平汇报情况时说：“我们有个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小平说：“对！”一语双关地给与肯定。从此关于这句口号的正义才总算告一段落。

　　1984年

　　深圳速度

　　1981年，刚建立一年的深圳特区就想建一座可以和香媲美的摩天大楼。在设计图上，这是一座53层(顶层是旋转餐厅，即后来著名的“邓公厅”)，高达150米的摩天大楼。53层是什么概念？1981年，全国最高的建筑是南京的金陵饭店，高37层。

　　为了赶工期，承建方中建三局决定采用“滑模方案”，当时在如此高的建筑上全部采用滑模法在国内还没有先例。中建三局的“滑模”试验接二连三地失败了。1983年9月，工程甲方——深圳物业公司下了最后通牒。幸好当时中建三局已经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不久便试验成功。之后的施工越来越顺利，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建筑奇迹。1984年4月30日，国贸大厦正式落成。

　　“深圳速度”不仅是指建筑速度，更是指深圳创业时期的超高速发展。从上世纪80年到90年代小平南巡前后是深圳的创业时期，这一时期本市生产总值以年均35％左右的速度增长，经过9年突破100亿，再经过5年突破500亿。

　　1995年

　　二次创业

　　1992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全面开花，深圳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特区不特”的说法应运而生。1992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全国在发展，深圳怎么办？》的长文。

　　1994年，一场关于特殊政策的论战爆发了。学者胡鞍钢撰写文章指出，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他主张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深圳立即反击，双方你来我往，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半。

　　1995年召开的深圳市第二次党代会向全市人民发出了“二次创业”的号召。深圳提出进行产业调整的基本方针，即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发展方针。

　　2005年

　　效益深圳

　　2005年1月13日，深圳召开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要彻底摒弃传统发展观念，下一个25年，要向全国贡献“效益深圳”发展模式，实现从“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的历史性跃进。

　　深圳勇敢自剖，目前深圳的发展已经明显受到“四个难以为继”的制约。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很快就会出现环境危机。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黄丽满说，深圳将不再看重单纯的GDP排名，不和别人拼总量、拼速度、拼规模、拼座次，而是更加看重发展的效益指标。

　　图：

　　创新给深圳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料图片

　　“改革不是参加宴会。”李灏说。　莫伟浓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