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劳教，一个子儿也别想赔？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教养不属于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昨日，南县人蔡光武接到的深圳市中院的判决书这样说。此前，蔡因协助警方破获一起绑架案反被劳动教养，他为此提出行政诉讼。该终审判决确认了对其劳教的决定是违法的，但驳回了其187万元的行政赔偿请求。（《潇湘晨报》8月22日）

　　再没有比这种事情更荒唐的了，一个人被无辜劳动教养了一年，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了一年，最后法院这么对你说：对不起，你实际上是否真正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我不管，但根据行政法规的定义，你所受的劳动教养处罚不属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所以你一分钱赔偿也别想得到。尽管这话，连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机关都不好意思说，在此前的2001年12月4日，在蔡光武劳教期满后，深圳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复查决定，撤销了对其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并给予行政赔偿11795元，而蔡仍然要起诉的原因是该撤销决定依然认定其是“犯罪”并且认为得到的赔偿太少。

　　这种荒唐首先属于195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前一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后一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规定，表明劳动教养只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并不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强制措施，而《国家赔偿法》规定：“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才可以取得行政赔偿，所以，按照此逻辑推理，劳动教养当然就不能得到赔偿了。

　　这种荒唐还属于我们的立法者。如果说在1957年制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当时，劳动教养还属于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和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变迁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强制措施，对于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决定》，立法者理应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其进行修正或废止。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却没有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强制措施规定进去，加以规范。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规定：“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而我们都知道两个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都是行政法规，那么，为什么在《立法法》出台后，对于劳动教养不制定法律加以规范呢？

　　最后，我还要将这种荒唐送给那些机械司法的法官们。本案中，法官的机械适用法律可真谓到家了，荒唐得可爱。《国家赔偿法》规定：“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可以取得行政赔偿，这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要根据当事人实际遭遇的事实来进行判断的，而不是法律怎么进行的定义。劳动教养在现实中已成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蔡光武也说：“现实很简单，被劳教期间，我根本没办法走出劳教所一步。”法官怎么能对这种现实视而不见呢？这正如某公安局对无辜的当事人开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实际却将其刑事拘留一样，你能说当事人不能得刑事赔偿吗？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早就敦敦告诫:“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官们，在逻辑上的自洽，并不能掩盖你们的判决在事实上的荒唐。

　　这三个荒唐便最终促成了这一旷世奇闻的判决书出炉。看来，尽快对劳动教养进行立法，对劳动教养进行定性、定位，并从程序和实体上加以法治化，已经迫在眉睫！

　　(稿源：红网)

　　(作者：杨涛)

　　(编辑：耿红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