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媒体中 汽车圈记者们该何去何从？

　　前言：深圳特区报狼中郎的《我在汽车圈的日子：一位记者的从业经历》令我深有感慨并写下此文，目的不是发泄牢骚和不满情绪，而是媒体日益商业化所引发的从业者的问题确实值得大家思考，有关方面也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捍卫媒体的话语权。

　　近日，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自1999年进入汽车圈子的记者所写的关于自己的从业经历。期间提到了专访的模式化和无效性、采访的吹捧和预设化以及说真话而随之带来的种种

　　这个记者的感受我也是深有感触的。如果当今衡量媒体的成功更偏重的是广告的收入而不是受众的人数以及口碑，那么处于其中的记者只能被迫在报道上采取妥协的政策，记者在商业化的媒体运作中处于的地位已经变成了打工者，而无法在胜任无冕之王的称号了。

　　对于商业化的记者来说，目前的地位非常尴尬。新闻理想教导我们：记者应该满足的是大众的知情权，可是商业化的企业运作方式驱动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认为最有勇气的新闻记者不仅要独立于政府，更要有胆量独立于公众情绪、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压力、独立于与发行量的压力、独立于广告的压力……但李希光主任也不得不提到：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

　　在商业化运作下的媒体，哪里有空间能诞生出独立于政府，更要有胆量独立于公众情绪、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压力、独立于与发行量的压力、独立于广告的压力的记者呢？这对记者的要求确实有点不符合现实了，目前，对于一般记者来说，在符合老百姓老领导要求的同时，也要符合老板的要求，记者总是在这三者之间权衡和取舍，在各种利益的交叉中，留给记者的空间还有多少？作为随时可以解聘的媒体的员工，记者在发稿前首先要想到的是自己生活是否有着落，有的资深的记者承担运营的工作后也不得不利用采访之机谈广告。媒体的运营依赖商家的广告，内容报道又是商家的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本人能有多大的施展空间呢？

　　这是内部的媒体机制造成的，非记者个人能改变的现象。

　　其次，从外部环境来说，记者的有些报道涉及到某些商家或个人利益的时候，记者会受到商家对媒体-媒体对个人的威胁，还会遭到人身的威胁和恐吓，对记者保护的法律也并没有十分明确规定对威胁记者安全的犯罪行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惩罚，对这种伤害记者的罪犯如果能加大惩罚力度，也能为记者仗义执言铲除一些阻碍。

　　另外，从记者本人来看，每个有良知的记者都应该是扑捉社会中与人民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用来提供议程设置来指导人们的行动，但自身所在的机构是以追求经济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在每一个配合广告的软文背后，哪次没有记者深深的无奈与迷惘，被人情和广告所枪毙的稿件背后，又哪一次不是记者对自身责任和良心的拷问？难道我们只能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自我安慰？商业利益和新闻理想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记者在价值观上的分裂，这种痛苦又谁人能知？

　　当社会需要与媒体意义产生矛盾的时候，单个记者的力量是薄弱的，社会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一矛盾，让媒体真正实现监督的功能？也能让记者走出商业化阴影，完成他们忠于自我良心的事业追求。我想这不是汽车记者所渴望的，也是所有行业的记者所渴望的。(紫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