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国策成富人特权 拷问政策有效执行

　　富裕阶层或名人的多胎现象早已为人熟知。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据介绍，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的高收入人群中也很典型。（见《国际先驱导报》8月24日）

　　动辄数千数万元的二胎准生证，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不算是经济负担。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就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2002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计划生育从一项基本国策上升为国家法律。这就告诉我们，当国家法律与金钱相遇时，绕了一个弯，而是指向了并不富裕的群体，这意味着什么？

　　笔者以为，生育第二胎成为中国富人特权，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将计划生育从一项基本国策上升为国家法律，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代表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对不服从者和抗拒者可以依法进行强制执行。想要二胎的中国家庭，往往占据了中国社会等级的两个极端，即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收入居高的富裕阶层，则告诉我们，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利益结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理性“经济人”意识觉醒与激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主体或目标群体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影响到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有效推进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生育第二胎成为中国富人特权，表明利益结构分化增加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利益分配的复杂程度，导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益大打折扣。这种现象必然引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公平与整体性原则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益也就变成了社会部分利益群体的政策收益和以权谋私的考量标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严重偏离制定政策的初衷，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价值即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也就难以真正落实，这样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效益也就大打折扣。

　　笔者以为，生育第二胎成为中国富人特权要求优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利益整合机制。利益整合机制是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政策利益关系最重要的直接性机制，是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沟通、协调和耦合，是对公共政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和各种利益格局的有效性整合。优化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利益整合机制有利于规范各利益主体的合法行为，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在各目标群体中的有效实施，有利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共同发展，有利于减少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有利于透明地体现社会公正与公平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与扶持。

　　社会公正是对公共政策的原则性约束，而不是对个人行为的原则性约束。社会公正接受一个统一原则的指导，这个原则就是体现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生育第二胎成为中国富人特权则背离了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拷问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

　　(稿源：红网)

　　(作者：朱四倍)

　　(编辑：耿红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