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2]行路篇：南侨机工的世纪颠簸

　　本报记者 胡印斌

　　昆明市西山森林公园的苍松翠柏中，有一高9米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铭刻其上的“赤子功勋”几个字，是对南侨机工最好的评价。纪念碑是1989年7月7日落成的，南侨机工的为世人熟知，也大致在此前后的时间。

　　从1937年的慨然赴国难，从南洋各国回国抗战，颠簸在漫长的滇缅公路上；到今天受到世人普遍瞩目，南侨机工的命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坎坷颠簸。

　　岁月的淘洗，尽管会冲刷掉大部分陈迹，但也往往会给后人留下些许草蛇灰线。3200名机工，现在云南省只剩下12人（昆明市6位）全国不足20人，最大的95岁，最年轻的87岁。6月28日，记者有幸在昆明访到了其中几位南侨老机工。跟随着他们的叙述，活跃在滇缅公路上的“行者”，一点点丰满起来。

　　■回到破碎的祖国

　　王亚六是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会长，87岁了，身体还好得很，每天喜欢喝两杯浓烈的51度“澜沧江”白酒。这个联谊会成员年资之高，恐怕目前很少见。“我是最年轻的，是健在南侨机工的小伙子。”王亚六笑眯眯地说。

　　南洋华侨抗日时期回国服务机工云南联谊会———这个名目好长，简称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成立1986年9月3日。大会选出理事13人，当时的王亚六为副理事长。

　　王亚六说，1938年，云南省20万民工开掘滇缅公路，公路开通后，缺乏司机和修理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遂在新加坡号召800万华侨为祖国服务。王亚六现在还清楚地记着那些“条件”：20岁—40岁之间，身体健康；有爱国主义思想；有当地驾驶执照……等等。当时有几千人报名，最后3193人被选上，对外号称3200人。这些人分九批回国，第一批机工回国的时间是1939年2月26日，有80人，时称80先锋队。

　　从新加坡回国的时候，陈嘉庚发表演讲，这位侨领的慷慨陈辞让王亚六他们热血沸腾：“日本人污蔑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华侨到哪国都抬不起头来，在国外好像很没有地位，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国的热心，一定要坚持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１“你们这批人回去，代表的是800万海外华侨！抗战不胜利就不回来１

　　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女职员白雪娇因顾虑家庭阻拦，化名施夏圭随机工队回国抗日。临行前，她留给父母一封告别信，载于1939年5月19日《光华日报》新闻版。信中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王亚六说，白雪娇是南侨机工四女子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现居广州。

　　 ■炸不断的运输线

　　王亚六是第三批回来的，1939年4月4日到昆明，那一批一共594人，分成两个大队，从中抽出200名熟练驾驶员当教官，集训了一个月，学习躲炸弹、紧急处理情况等常识。集训结束后被编到第12大队，跑畹町—保山—大理(下关)这一段。驾驶的是奔驰柴油车，估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

　　路不好走，鬼子飞机经常光顾，从畹町到下关300多公里的路最快也要跑4天。“我们对日本飞机恨之入骨。陈纳德的飞虎队来了，日本飞机才不敢低飞了。”王亚六说。

　　1942年5月，部分公路已经失守。惠通桥被炸毁，运输队用钢丝绳串起一个浮桥，一开始是一个筏子，两边拽；太慢，一个多小时过不去一辆汽车。后来修成一个浮桥，20个汽油桶做一个浮动桥墩，一共140个汽油桶。

　　王亚六第一个开过去，3吨半的货(汽油)。桥很窄，汽车上桥后，两边只剩下一个拳头宽的地方。

　　王亚六笑谈：现在想起来危险，实际上也不危险。看惯了日本飞机。飞机来了，汽车要停在大树底下。后来就摸到规律了，一般是中午1时—3时，日军从越南飞过来，3时不来就不来了，可以过江了。

　　华侨机工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但绝大多数人都表现得很勇敢，“够汉子”。南侨机工第三大队的王声春，福建永春人，在广西镇南关的时候，脚被日本子弹打穿，就用木头把小腿固定，继续驾驶。

　　一些资料介绍说，由于滇缅公路的通车，公路两边也变得热闹非凡。针对这样的说法，杨保华、王亚六、罗开瑚等人纷纷摇头，“当时公路两边很荒凉，根本没有什么娱乐，哪有时间唱歌跳舞？司机们也是一天24小时呆在车上。”

　　南侨机工用鲜血和生命保障了滇缅公路的畅通，用火热的爱国心筑起一条炸不断的运输线。战后统计，3193名机工中，牺牲1000多名。

　　 ■被改变了的人生

　　选择回国服务，改变了华侨机工的一生。

　　1942年，部分机工奉派到印度盟军机场装运援华物资。机工杨保华报名后，坐驼峰大队的飞机到印度去町江飞机常当时的任务是从印度洋边运物资到机场，然后再空运到昆明。“驼峰在天上跑，我们在地上跑。”杨保华说。

　　在印度呆了一年多，1944年，驼峰大队撤走了，大部分驾驶员都回去了。没有办法，杨保华认识一个中山的美籍华人老乡，是美军中尉，才坐美国“空中霸王”轰炸机回到国内。

　　到昆明一下飞机，国民政府把护照、执照等所有东西收走了。那一段日子很苦，刚过来的时候，说好每人30块国币工资。当时的比价是30块新币换100块国币。算新加坡的钱，一天工资只有两毛钱。就这点钱，好多人还没有拿到。没办法，找到先期回来的驾驶员家住下，靠回收汽车的水箱等，修修补补换点钱维持生活。

　　解放以后，新中国百废待兴，他们还是找不到工作，每天到处找米下锅。实在没有办法了，杨保华把在昆明的侨工组织了40人，大家写信给陈嘉庚，说明在昆明的艰难生活。陈嘉庚接到信件以后，从北京连夜发电到云南省侨务处处长王玉芝(周保中夫人)，王玉芝接到电报后，赶紧派人去找杨保华他们。

　　之后，在侨务处，杨保华喝到了咖啡———几年都没有喝到咖啡了。从那以后，这些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才找到了工作。

　　新闻背景

　　万里赴戎机

　　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通车后，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的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等业务。其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招募和训练司机。1939年2月8日，东南亚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了东南亚各地。南洋华侨青年3193人回国，担负起滇缅公路的全部运输任务。

　　记者手记

　　 为了曾经的热血沸腾

　　这些老人都已经进入暮年，为了接受记者采访，他们从昆明市的各个角落赶到联谊会办公室。最年轻的王亚六、罗开瑚也已经87岁了。这样的老人，昆明市一共只有六位了。

　　老人兴致很高，为了曾经有过的热血沸腾，也为了曾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你来自燕赵大地，对我们来说很意外，也很高兴。福建、广州的记者来了，很正常，河北的记者也知道我们这些人？１

　　云南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何良泽先生长期追踪研究南洋机工历史，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喟叹的细节：2000年，国务院侨办在一份文件上出现这样一句话，南侨机工“为祖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这句认可，许多幸存的华侨都热泪盈眶。

　　尽管时隔久远，这些来自当时南洋殷实人家的子弟，还保留着整洁的卫生习惯，91岁的老会长杨保华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87岁的罗开瑚保持了每日喝咖啡的习惯，他说：“在当地人眼中，华侨机工一个个年轻洒脱，虽说脾气不好，但正派，不抢粮食；肯帮当地人的忙，当地小姑娘喜欢，龙陵的姑娘很多都嫁给华侨了。”

　　谈到爱情，这些性格火暴的老人都呵呵笑了起来。在那个瞬间，我似乎看到了经过岁月磨洗、仍珍藏在他们心头的那种美好的情愫。一边是日日穿行在公路线上、疲惫但健康的南洋哥子，一边是常年生活在大山深处善良的各族妹子，这种互相之间的好感，应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底色。

　　叙述历史往往使人产生一种幻觉，时间空间可能会在一瞬间发生错乱，以为是置身当时的场景。

　　不过，往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人们在叙述其艰苦的同时，将事件浪漫化，这也是人们在还原历史时容易犯的毛玻实际上，在那样细线一般的公路上行车，天上是日军的飞机轰炸，地上是不期而遇的泥泞和雨水，如何浪漫得起来？

　　岁月定格在60年后的今天，一个个年老的表情后边，含纳了多少时代风云！时年87岁，仍能喝二两酒的王亚六，火暴的脾气一点没有消退。“我们回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每天给一块国币的工资，相当于当时新加坡币的两毛钱，我们是为了钱吗？１

　　就这样，滇缅公路从一群年过八旬、依然“美风仪”的南侨老机工的口述历史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