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一个“中国事件”

　　□本报记者 李雪萌

　　2005年中国内地最具轰动效应和影响力的大众娱乐活动是什么？答案几乎无可置疑，那就是“超级女声”。这个曾经是许多主流媒体不愿多着笔墨的娱乐节目，不但成为目前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甚至连一些国外媒体都纷纷予以报道。《今日美国》与《巴尔的摩太阳报》甚至派记者亲赴长沙采访。万人逃课为报名，队伍排出两三公里；成都、重庆、

　　“‘超级女声’已经不只是一个娱乐节目，它侵入了生活，唤醒了参与，影响了社会”，这是《南方周末》对这档节目做的评语。现在，不知道“超女”的人恐怕很少——当然也有例外，记者准备就这个问题采访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余先生的助手回答记者说：可以肯定余先生从来没看过这个节目，也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节目。余先生从来不看华语电视，只看海外频道……。与余先生相比，一般观众还是看“土产”电视节目比较多，几乎可以说“凡有井水饮处皆知超级女声”。

　　有人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就让她去参加‘超级女声’；如果你恨一个女人，就让她去参加‘超级女声’”，这句脱胎于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话，形象地说明了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电视节目是怎样一个复杂的多面体。

　　今晚，这个接近“不可能任务”的娱乐神话就要落幕了，不论批评还是拥护，人们的心态应该开始走向冷静。此时，我们有必要对这嘲娱乐风暴”给以全面关注。

　　“超级女声”来龙去脉

　　提到“超级女声”的创意不能不提到《美国偶像》。“超女”的制作人自己也承认，是2002年看了一篇介绍《美国偶像》的报道后，才动了创办类似节目的心思。“美国偶像”源于2001年出现的“流行偶像”，最早由英国一家国际传媒公司制作。2002年，“流行偶像”品牌卖给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更名为“美国偶像”，首播两个小时就吸引近270万名观众，创下美国同类节目收视率第一，至今仍是福克斯公司的收视王牌。

　　实际上，“超女”的某些标准比“美国偶像”来得更彻底。“美国偶像”规定参赛者必须是美国公民，年龄必须在16岁到24岁(今年才放宽至28岁)，而“超女”则是完全的无门槛，只要是“女声”，不管是谁，“想唱就唱”，一网打荆

　　《超级女声》今天的火爆远出乎节目策划者、主管者最初的预料，就像他们自己说的：“大众的想像力永远在少数节目制作者预想之外”。《超级女声》是湖南电视频道之间激烈竞争的结果。它的前身《超级男声》，是湖南娱乐频道为了对抗湖南经视的节目《绝对男人》在2003年创办的。

　　《超级男声》第一次报名只有100多人，但节目开始播出后，每日以200人的速度递增。“我在电视台工作了近20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参加一个节目。”当报名数到达6000多人时，天娱公司董事之一的张勇称自己当时有种“文化革命”的幻觉。而如今，“超级女生”的报名人数接近15万，今天的张勇如果还是当时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话，肯定已经“崩溃”了！

　　狂热与不屑如影随形

　　在“超女”风光的数字背后，大量的批判之声一直未绝——恶俗、格调低、没有社会责任感……对超级女声的狂热与对它的不屑乃至谩骂，如影随形。

　　指责之一：刻薄评语。“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你年龄不大，怎么像个怨妇？”，“穿吊带衫之前先把腋毛剃掉”……很多女孩为此泪落当常

　　这些语录只是海选现场评委无数刻薄评语中的少数几条。有评论指出：“超女”是“踩着少女的尊严舞蹈”。

　　实际上，这样的评委风格是节目的既定方针，“美国偶像”也是走的这条路子。下面再来看一些语录：“作为一名救生员，如果你的游泳技术跟你的唱功相当，更多人会淹死”，“你的热情可以媲美那些被关进笼子里的小猫”，“你的演唱像一个人在邮轮上唱歌，唱到一半，船沉了”，这些话，都出自“流行偶像”品牌创始人兼评委西蒙·考威尔。

　　事实上在国外，“流行偶像”的大多观众看的，就是西蒙·考威尔这样的“愤怒得像恶棍一样的评委”。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对此的看法是：这些评委完全可以做得更温和、更规范化一点，但为什么让评委的评语要有个性呢？就是为了制造话语，制造争论空间，而这样一种制造本身就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造势的人来说，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引起波澜，引起争议，而且总的效果来说还不至于完全否定，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指责之二：评委无名。在“超女”之前，大多数观众对胡吗个、科尔沁夫、黑楠、夏青这些名字很陌生，这些人有资格坐在评委席上吗？“超女”评委的专业性问题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实际上，非专业评委也是制作方刻意为之的“阴谋”。在策划阶段，大家坚决要求摒弃专家和观众之间的“假互动”，“评委要打破往常那种习惯做法，低头写分数，抬头看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某选手得某某分。”夏青希望，评委站出来说真话，适合唱歌就告诉她适合唱，不适合的，就告诉她不要往这个方向走。

　　一个分赛区评委对参赛者点评说“你走调了”，参赛者回答：你才走调呢！节目播出第二天，夏青就接到不少赞扬电话，“‘你才走调呢’就是‘想唱就唱’的精神。”

　　指责之三：排名黑幕。每个赛区选手只剩下20名的时候，暗箱操作之说就开始甚嚣尘上，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充斥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虚拟世界，由于发言有着更大的自由空间，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内幕消息在“惊曝”。

　　传闻只能是传闻，没有真凭实据，也排除不了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但一个事实是，在“超女”8进6之后，记者在一个论坛上见到一个自称来源可靠的内幕消息，称6进5将会淘汰黄雅莉，5进3将会淘汰纪敏佳与何洁，剩下的三甲排名顺序将会是：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后来的事实发展与这个“内幕”竟完全一致。

　　假如今天晚上总决赛的排名果真如上所述的话，确实让人不能不怀疑排名真是“事先预定”的了。当然，也不排除发生“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情况。

　　业内超级女声：央视的鲶鱼

　　“超女”的收视率超过10%，这是包括新闻联播与春晚在内的央视所有节目都未曾达到的。更绝的是，这个数据来自央视调查机构索福瑞而非湖南台自己。

　　在综艺节目普遍乏味的现在，这个收视神话让很多人坐不住了。8月1日央视王牌节目《焦点访谈》谈论现在有很多电视娱乐节目“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不顾对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毒害和不良影响，内容极度不健康，主持人也完全没有职业操守，油腔滑调……”虽然此话没有明确是指湖南卫视，但是一些观众似乎已心照不宣，以为这是所谓“酸葡萄”心理并予以哂笑。此前不久，崔永元、朱军、李咏等一干央视“名嘴”，在梅地亚中心召开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低俗化座谈会，直指“《超级女声》是很恶俗的节目”，并称“只有降低这些节目的播出量，并在黄金时间增加新闻、社教类节目的播出量，才能解决节目的低俗化问题。”

　　《超级女声》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更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值得业内人士注意的，是其何以取得如此高的收视率？在梅地亚座谈会上，崔永元说“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姑且不论这句话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客观的情况是，包括央视自己，谁不在追求收视率？倘若没有收视率，一个节目内涵再深刻、格调再高雅，又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在电视已经成为普通市民获得信息、寻求娱乐最主要的途径之一的今天，电视人应该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

　　业外超级女声：现象72变

　　“超女”虽只是一档电视节目，却能给人们以很多节目之外思考。它折射出了众多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

　　现象之一：从精英文化到市民文化。喻国明认为，这个节目的火爆是一个平民时代正在崛起的社会征兆。尽管它是以电视节目的形式出现，但是充分表明老百姓不再是沉默的大众，表明中国社会可以进入到平民参与市尝参与政治经济的状态。可以说，“超女”是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一个过渡。

　　的确，此前我们的电视娱乐，包括一年一度声势浩大、号称“全民娱乐”的央视春晚，无一不是自上而下，是一种赏赐性的“与民同乐”，观众无法决定看谁的节目，端坐在前排的都是各界领导或社会精英。“超女”让娱乐真正走向大众。观众看着这些选手成长，看着她们一路坎坎坷坷、过关斩将，也就是看着她们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女孩变为耀眼明星，这个过程是真实的，可以触摸的，而不再是社会上层强加的。观众有了投票决定谁去谁留的权利，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一个既定结果。

　　日前有报道说，著名影星徐静蕾给“超女”纪敏佳发短信说自己很爱听她的歌，是她的“Fans”，如果此报道属实，应该是平民文化崛起的最形象的注解。

　　现象之二：反偶像时代。“超女”开创了一个反偶像时代，芙蓉姐姐、红衣主教、菊花妹妹，这些网络上炙手可热的名字就是反偶像时代的“偶像”。多么稀奇古怪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名人，无论唱得多走调，造型多夸张，都有机会在电视上露脸。

　　去年1月30日晚，华裔青年孔庆翔参加“美国偶像”比赛，他神情紧张，口齿不清地唱一首瑞奇·马汀的歌，伴有奇特舞姿。一位评委打断他：“你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还有什么好说的？”孔庆翔却很平静：“我已经尽力了，所以完全没有遗憾”。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走音偶像”一夜成名，当年4月，孔庆翔出了个人专辑，在美国发行首周即热卖，受追捧的程度超过大提琴家马友友。

　　上述那些“姐姐妹妹”正是中国版“孔庆翔”。

　　现象之三：投票热情。对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来说，“超女”迷们的热情几乎称得上是“匪夷所思”。选手之一的李宇春在一个星期之内得到了189万多条短信支持票。《今日美国》的报道称：这档娱乐节目体现了中国人对投票的热情。

　　是选举的热情、投票的热情、为自己的选择而战的热情，成就了“超女”的火爆，也造就了“超女”粉丝的集体狂热。有学者甚至认为，“超女”采用的民主理念和手段将为广大百姓所熟悉，从而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

　　现象之四：中性审美。本届“超女”前6名中，有5位从头到尾都是穿着裤装，发型上也都是一致的短发。

　　颇具男孩风格的女孩子们得到如此多观众的喜爱与肯定，于是有很多人认为我们进入到了中性审美时代。有女性主义者说，中性美是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心理诉求的表现。即使不考虑这些学术论题，单就审美来说，这些“80年代后”的女孩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审美选择。

　　“超女”之后看什么

　　作为一档电视节目的“超女”及其商业运作，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应该说，对当前商业市场趋势的准确判断和精确拿捏，促成了今天的“超女”风暴。制作方说，“超女”是电视内容品牌整合营销的一次尝试。毫无疑问，这个尝试异常成功。前期，蒙牛独具慧眼的巨额投入，后期，天娱别具匠心的推广方式，都是“超女”发展到今天的强大商业后盾。他们的投入当然带来了丰厚回报，其总决赛15秒广告费11.25万元的高价码超过央视11万元的“标王价”，仅短信一项收入就高达2000万元，且不说不可限量的“超女”品牌资源。可以说，“超女”与市场卖点之间形成了完美的对接。这让经济、文化的双方都不能不认真思考：娱乐，或曰文化，与商业到底是怎样一种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

　　但是“超女”的商业成功不能掩饰它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节目有这么多的批评声音，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完美的。

　　评委之一的黑楠解释自己最后关头之所以退出决赛，是因为他不再感到快乐，这本来只是一个娱乐节目，但现在承载的意义已经太多。且不说选手本人承受的巨大压力，湖南台办公大楼外面成千上万身穿统一黄色服装支持李宇春的“玉米”，每个周末坐满飞往长沙班机的记者与歌迷，更有一大堆包下“超女”住过房间的大妈级“超迷”，这一切都表明：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行为已超出理性的范围。唱功一流的易慧、纪敏佳等被淘汰，更说明虽然这是一个音乐歌艺比赛，但最终歌艺如何在几近疯狂的“超迷”眼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经场外“超迷”和场内大众“评委”投票，留到最后的并非都是唱得最好的。

　　从冷静全面的角度看，表面上热火朝天的“超女”绝不应成为我们电视节目的范本，它培养的恐怕也绝不是理性的、真正成熟的观众群。但是“超女”的整套操作、巨大收益和震荡效应又足可以写进传媒教科书，因为它给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乃至所有传媒提供了一个可资研究的重要个案，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超女之后我们应该看什么？中国的传媒业要想做到“长袖善舞”确实有一定难度，既不能太“流于俗”又不能太“流于雅”，受众究竟需要什么，究竟什么样的节目才真正能够可持续发展？“超女”让我们看到了以商业运作为载体的文化潮流与传统价值观念之间的PK，假如整个社会的宽容度和自由度能因此而得到提升，请我们记装超女”这个里程碑。

　　过了今晚，“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喻国明教授说，作为一个电视节目，它是速朽的。明年就不会再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但是，我们认为，《超级女声》带来的震荡短期内不会消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女”已经远远不仅是一个娱乐事件，而是200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的一个文化事件、社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