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在发展中求解(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6日09:00 解放日报

　　经济药房自“开心人”起，群雄逐鹿沪上两年有余了。

　　打破药价坚冰一块，百姓为之叫好。

　　在经历了2004年的遍地开花之后，沪上30多家经济药房发展之路不平坦，酸甜苦辣，有开心者，也有失意勇退者。

　　本月，“益丰”经济大药房刚接手同为湘军却已倒闭的“老吉春堂”，又有传言称，虹口区一家经济药房正在寻找买家，欲卷大旗退麦城。

　　在全国攻城掠地的经济药房，为何在上海经营如此参差不齐？是优胜劣汰还是另有其因？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到底什么才是经济药房的制胜之道？记者走访沪上多家经济药房及业内人士，欲解其秘。

　　失败者：归咎于自身

　　原上海老吉春堂大药房一位管理人员：说实话，老吉春堂倒闭是早晚的事。我在的一年多时间，月营业额最多80万元，月平均亏损达15万元。本来打算在浦东再开一家店，房子也租下来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因为局门路店一直在赔钱，浦东这家店没能对外营业，到老吉春堂倒闭时候，浦东店已经累计欠下房租80多万元。

　　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不能归咎于外部环境，老吉春堂开业时，是卢湾区首家经济药房，所在位置近第九人民医院，人流量不小。而且，药店从开业到营业，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很多指导和帮助，遇到的同行竞争压力也不算大。现在想起来，主要是自身经营的问题。具体问题我不太方便谈，举个小例子吧，药店早上8点半开门营业，规定所有人员于8点15分之前到，店长副店长却常迟到，好几次派人去宿舍找，竟然还在呼呼大睡。你说，这样下去企业怎么搞得好呢？

　　成功者：选址很重要

　　“开心人”大药房总经理喻梦青：我们3家门店，去年销售额近2亿元，今年上半年又全部利润飘红。最大的感受是，没有亏损的行业，只有不正确的经营。

　　作为上海“第一个吃螃蟹”的经济药房，首发效应当然是有利条件之一，坚持送药上门、定期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等便民措施也是保持长久效益的关键。另外，“开心人”是少数几家具有医保定点资格的经济药房，带来了很多本地客源。但其实，医保药品的销售量只占到总量的1/4。

　　最重要的，是选址正确，进经济药房的，最多就是外来打工者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开心人”把3家门店全开在了这部分群体最集中的中环线外、城乡结合部，既节约了房租，又抓住了客源。

　　上海国大上虹大药房有限公司总经理夏争鸣：作为本土药房，我们去年4月在七宝镇开出第一家经济大药房，完全是迫于外地经济药房蜂拥而至的形势。当时心里没底，房租一天六七千元，加上其他成本，如果日营业额达不到5万元，铁定亏本。看看我们的50多家连锁门店，哪家能有这个业绩？没想到，第一个月销售额就超过了150万元，如今的月营业额更是达到200多万元，而且还在增长。一家非医保定点的零售药店，能到这个程度，出乎意料。

　　要说有什么经验，除了严格管理、坚持低价外，就是选址。我们这家经济药房，毗邻七宝乐购商业城，乐购免费班车下车点就是药店门口，人流量绝对有保证。不过，尽管效益不错，但经济药房风险实在太大，我们没有开第二家的准备。

　　坚持者：铁心留上海

　　“老百姓”大药房副总裁曲卫平：作为经济药房全国老大，“老百姓”现在已有65家门店，分布各地。坦率地讲，“老百姓”在上海的发展不是很理想，徐汇区门店附近常住人口约12万，市场不可谓不大，但目前平均每天营业额只有10万元左右，离预期还有一定差距。在上海开20家门店的计划，目前看起来也不是十分顺利。

　　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老百姓”还是会不断改进自己的服务，坚持立足上海。因为在上海成功了，对全国都有指导意义，这里信息量大，竞争激烈，最关键的是药监部门管理非常规范，能够促进我们这些医药零售行业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

　　“益丰”大药房总经理刘湘岳：我是铁了心要在上海走下去的。现在“益丰”在上海已经有3家门店，今年5月我们在闸北开了一家社区中心店，8月又接手“老吉春堂”，顺利进军卢湾。虹口广粤路店也开业在即。公司计划，2005年末将实现公司整体经营规模达1.5亿元人民币。三年内，在上海市19个区县均开设一家以上社区中心店，形成年经营规模4亿元，跻身上海药品零售企业前三甲。

　　破题：绝非一蹴而就

　　采访中，谈到未来发展，大部分经济药房不讳言心中困惑。上海有两个规定：一是300米内只能开设一家零售药店；二是原则上一个街道一家医保定点药房。“益丰”总经理刘湘岳认为，这两点对于2003年前后才进入上海的外地经济药房，明显有失公平。“本地企业老早中心地段占好，医保定点名额占满，我们怎么和他们在一个层次上竞争？”刘湘岳透露，“益丰”总店目前日营业额约12万元，预计进入医保后能达到20万元。本来，今年“益丰”期望能够进入“医保定点补点”名单，但刚刚被相关部门告之，因其所在街道已有过补点，暂不考虑。

　　“希望上海有关部门能像杭州等地一样，在开设药店和确定医保定点时，能够再放开些。”对于经济药房经营者们的这一意见，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和相关专家。

　　正方：不能听任恶性竞争

　　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从出台之日起，关于限距与限点政策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作为主管部门的药监和医保部门都承受了相当的压力。这里谈谈“300米”的问题，这个政策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了发达国家“每7000人一个药房”的布局经验，由上海5个委办局共同决定的。这也并非上海的“土政策”，全国很多城市都有。我了解，甚至有些市场经济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就有药店限距政策。最近，杭州、深圳等地都取消了药店限距，但上海是不是也要这么做？我的态度是，药品是特殊商品，不能听任市场恶性竞争，政府必须在宏观调控上有所作为。

　　程晓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教研室主任）：我认为有关限距与限点的规定有一定合理性。政府出台某个政策，肯定是一个全局性的考虑。你不能否认，国有零售药店与民营经济药房不同，他们有退休职工、历史负担，这不是以一句“公平竞争”就可以解决的。

　　在杭州，取消两大限制后，药房药价的竞争确实带动了医院用药也有所降价。药品市场价格机制不规范，需要多方面考虑，不是多开几个药店就能解决的，根本的还是医疗制度本身的完善。

　　反方：让市场来进行调整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药品是特殊商品，安全性至关重要，但实施了药店限距和医保定点药房限量，就能确保安全？或者反过来说，取消限制，就会假药横行？如果这两点成立，为了防止食物中毒，要不要规定300米内只能开一家饭店？

　　说到底，自由竞争与假冒伪劣有无必然联系？我想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说明，充分公平的竞争，不仅不会导致假冒伪劣横行，反而可以打破垄断、降低不合理的价格、提升商品质量和服务。

　　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比如说，南京路上的路灯商家不会出钱修建，必须由政府干预。但药品再特殊，由于每个人需求不同，政府不可能掌握上海1700万人口的所有信息、知道老百姓需要多少药店，在这方面设置计划，最终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也是有历史教训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应该是监管者，打击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维护正当和公平的市场竞争，以确保人民利益。

　　李慧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上世纪50年代，日本广岛县也有限制药店开设距离的规定，但最后被日本最高法院判为违宪，理由是“取消限制—竞争激化—药店不择手段—供给不良药品”这条逻辑链，不过是有关部门观念上的想象，没有确实根据。

　　我的观点是，药店的结构和数量必须由市场说了算，但也理解有关部门的担忧，在社会诚信制度尚待完善的今天，一旦放开这个市场，确实会加大监管的难度。问题是，我们不可能走回计划经济时代“全能型”的老路，按经济规律出牌是迟早的事。

　　中立方：发展中求解

　　左学金（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我们要看到，为什么上海在全国对药品零售准入机制都有所松动的情况下，仍要坚持这两个争论很大的政策？实质上，无非是使现有的药店规模、布局相对平衡，在限制竞争的基础上，使药品价格维持在一个医院能够接受的水平上。如果完全充分的竞争，药价势必被经济药房拉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流医院所占80%的药品销售份额。那样，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现有医疗体系带来的震荡，无法预料。我想，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今年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但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困惑，一定会在发展中求解。

　　本报记者尤莼洁刘旻实习生周阳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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