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文化血脉：学术薪火战火中默默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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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令成千上万的学子转辗迁徙于前方到大后方的路途之上，抗战期间的中国高校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闯过了最为困难的数年

　　1938年2月19日夜，长沙。

　　五条民船在满天星斗下，静悄悄地驶离了河岸。夜半，天空升起了下弦月，大地沉郁。寒风从江上吹来，风里带着从小汽轮烟囱里冒出的煤灰。钱能欣当时就在船中，吸着江风，他想到了木刻家洛克威尔·康脱的《荒岛游记》。

　　这名原本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在4个月前刚刚随校从北平迁到了长沙，但此刻又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夜里再次迁徙。他和他的旅行团此次的目的地是昆明，在那里，饱经战争摧残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将联合组建一所新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了战争，国家把我们送到了后方，从故都迁来长沙，又从长沙迁往昆明，流亡中的困苦，决非如彼木刻家所能幻想了。”钱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体会到了战争带给人颠沛流离感觉的并非钱能欣一人。成千上万的学子转辗迁徙于前方到大后方的路途之上，亡国之恨，离家之痛，迁徙之苦，汇聚在一颗颗年轻的心中。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迁往重庆；浙江大学自杭州而至贵州，其间四迁；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内迁至陕西汉中，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迁往成都……

　　根据当时的一项统计，仅仅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底，国内的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到完全毁坏，25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达3360余万元。而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因战争影响搬迁的高校有106所，搬迁次数达到了300次。

　　西南联大校歌当中曾沉痛地回忆起这段历史，“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这是一次惊人的文化劫难，在搬迁的路途当中，不但图书典籍、设备仪器损毁无数，许多师生或因旅途劳顿长病不起，或因遇到轰炸而罹难。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沈克琦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仅存的一点点试验设备对师生们来说是多么重要，为了保护这些仪器，每次上课完毕之后，老师们都要把仪器细心包好，放到废弃的汽油桶中，然后再放入地洞之中，就是为了防止在空袭当中损毁。1940年5月27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复旦大学重庆部，师生7人当场罹难。这成为复旦大学校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或许是感到时局的艰难，内迁的困苦非但没有消磨这些师生的意志，学术薪火反而在战火中默默地得到传承。在当时高校云集的区域，形成了以成都华西坝，重庆夏坝、沙坪坝，昆明巫家坝为中心的“四坝文化圈”。这个四个文化圈当中，高校云集，名师荟萃，学子众多。

　　重庆市沙磁教育研究会会长韩子渝整理出了一份抗战期间“沙坪坝—瓷器口”文化区曾经举办过的学术演讲名单，在这份有着数百个演讲题目的名单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当时的精英们对时局、宪政、民生、妇女、教育甚至青年生活等等各个种类问题的思考。这其中的演讲人，既有如立法院长、教育部长、经济部长等国民政府的政要，亦有如周恩来这样的中共高官，其他如教育界、文化界、实业界的名流高士更是不可胜数。“仅从这样的名单中，就看到当时文化氛围的宽松，也是一种意义的兼容并包。正因为如此也滋养了众多在此学习的莘莘学子。”韩子渝说。

　　在历经摧残和磨砺之后，抗战期间的高等教育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闯过了最为困难的数年，继而在大后方广阔的土地上重新迁播。截至1944年的一项统计，在大后方的高校有145所，教员11201人，学生78929人，这已经比抗战前的数字略有提高，中国的文化血脉在战火当中得到了承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