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认明国耻”

　　73年前王芸生编著“研究中日关系的里程碑”；三联书店新推重印本，王芝琛等回顾成书过程

　　一代报人王芸生用专栏编著出了“中日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上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1982年出版，可惜此时王芸生已经逝世。

　　近日推出的新版八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系重印80年代三联版。

　　本报讯（记者 张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1931年王芸生在《大公报》上系统梳理中日关系专栏眉题中的前两句至今仍是人们的常用语。

　　1932年4月，这个前后连载达两年半、引起强烈反响的专栏由大公报社出版部开始结集成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中日关系的名作，并成为了中日两国在70年代建交时中国方面的惟一参考书。80年代初，北京三联书店曾推出了该书的修订本。

　　时隔20多年之后，三联书店近日再版重印了该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沈予认为，“这本书在当下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写作 从报人变成中日关系专家

　　“父亲写了两年半专栏，多了个‘中日问题研究专家’的身份，连蒋介石也请他到庐山讲课。”

　　王芝琛是王芸生先生的小儿子，多年来一直研究《大公报》，已经出版《一代报人王芸生》、《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等著作。他介绍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写作过程。

　　据王芝琛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公报》由胡政之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按照原《大公报》人的说法，报社一般情况下从不开会），提出“明耻”概念，“明耻”就是明确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基本上是中国向日本屈服的历史。好多人都知道一个大概，但是，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本书把它说清楚。所以当时决定让王芸生去写这本书。

　　“那时候也很巧，我父亲在天津，清宫刚刚对外开放，管理档案的单士元先生把一些压箱底的史料都给他看，使他获得很多史料。这里面包括与日本外交来往的信件，还有李鸿章的一些东西。”三个月的时间里，王芸生经常通宵达旦整理这些资料。有眉目之后，因为被张季鸾催得很紧，他就写了几篇。

　　每一期的专栏都有一个眉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专栏推出之后，影响非常之大。很多人来找他，满清政府的遗老遗少，袁世凯的三儿子，一些外交家也送来很多资料。

　　两年半的时间里，王芸生每天写一段专栏，从未中断，内容从1871年一直写到了1919年。“这个工作做完以后，父亲又多了一个身份———中日问题研究专家。”王芝琛说。

　　进入1934年以后，由于王芸生是《大公报》社评的主要笔杆子，特别忙，已经没有时间往下写了，所以专栏就此中断。1932年，《大公报》开始把这个专栏整理成册，虽然只写了48年的内容，但出版时书名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书出来后，评论家说我父亲‘一炮打红，名声鹊起’。连蒋介石也请我父亲到庐山给他讲课。范文澜曾对人讲，要写外交史的话，这本书必须作为参考。”按照张篷舟的说法，日本人也很重视这套书，很快就有了两种译本。《大公报》原编辑戴文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其中一个译本是日本翻译家波多野鼎的译笔。

　　修改 在病房中背着妻儿工作

　　“他背着我们偷偷工作，没想到他这么玩命。可能他自知来日无多，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完。”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要求王芸生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并说这本书非常重要，要重新出版。

　　1958年，王芸生全身心投入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修订工作中，由于还有12年未写，父亲想把它补齐，就让张篷舟帮助他编第八卷。

　　此时，日本外务省已经出版了档案《日本外交文书》。但是，政治运动迫使他中断了这项工作。在“文革”中，他把自己的日记、文存等东西都烧了，就留下这本书没有烧，他认为这个东西不会让人“抓辫子”。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提起这本书，王芸生又重新被重视，并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段时间，他就酝酿再度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他开始动笔的时候，身体已经垮了。1979年，王芸生病重，他想再版这套书，便重新让张篷舟帮他编了第八卷即1920年至1931年的大事记，按照编年体的体例完成。

　　后来，王芸生住进了东单的北京医院，在那里边养病边修改书稿。

　　王芝琛称，父亲以前就记录了一些别人提出的疏漏的地方，然后反复核对，觉得是对的，应该改过来。“父亲住院的时候，我和母亲经常去看他，但看不到他在那里工作。医生、护士后来告诉我，原来他把资料都放在病房套间里，背着我们偷偷工作。虽然我也知道他在修改这个书，但没想到他这么玩命。可能他还是有一种紧迫感，自知来日无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完。”

　　“他呕心沥血地做这样的事，就是认为这本书或许可以流传下来。”王芝琛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最初从写作到出版都比较仓促，没有经过反复的核对。有极个别的地方是按一些人的说法写的，但这种地方不多。

　　有些日本人就抓住这些地方不放，攻击我父亲。所以这次修订他又找了很多资料，一方面修正原书，另一方面做了很多补充。

　　在今年重版的时候，本书责任编辑之一孙晓林在总编室发现了80年代初三联书店重版的一些资料，其中包括原稿和一些信件。她透露说，改动最大的是第一和第二卷，其中，第一卷增补了4万多字。相对而言，其他的几卷就没有大的改动。

　　再版 到80年代才补齐第八卷

　　“父亲在临终前看到第八卷出版，仍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在胡愈之、程思远、楚图南等先生建议下，初版中未写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部分，王芸生委托张篷舟以大事记形式补足成第八卷。孙晓林说，根据她在总编室发现的资料，编辑对张篷舟引用的史料颇有微词，他引用的主要是《救亡日报》上的一些资料，大家认为，材料比较弱。

　　在该书再版过程中，戴文葆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原大公报的编辑，80年代《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再版时，又是人民出版社编辑（当时的三联为人民社副牌）。后来补齐的第八卷又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戴文葆说，80年代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责任编辑是祝立明，他为此与编辑部主任争吵起来了，因为主任根本就不想出这书。

　　“我当时属于‘好事之徒’，为了缓和矛盾，就提出我来负责第八卷的资料补充和修改，”戴文葆说，“只要张先生的资料可靠，我就尽量不动。即使这样，我还是把第八卷几乎重写了一次。“

　　王芝琛说，80年代，再版的第一卷拿到手没几天，王芸生说要寄给周恩来，后来一想，周恩来已经去世了。

　　1980年，父亲在临终前看到八卷本的第一卷出版，仍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已故的历史学家刘大年1980年在该书后记中指出，该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其次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书中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第三，新改的一、二卷，史料详实，事例整齐，与旧著相比，大踏步前进了，完全是一部新书。

　　对于该书的再版，沈予称，本书积累了很多资料，让后人有线索可以把问题研究得很深入，即使以后研究中日关系，这本书也是一本绕不过去的著作，它是系统研究中日关系问题的第一座里程碑。孙晓林认为，这是一本真正的名家名著，“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专家的学究气，材料运用和叙述非常协调，很多情节像读故事。”

　　■专家访谈

　　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它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新京报：你最早读到这本书是什么时候？

　　沈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是80年代，因为我们要写《日本侵华70年史》这本书，我是主编之一，当时参与的大部分人都仔细地读完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它也是我们采用最多的参考书。

　　新京报：你认为这本书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沈予：应该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著，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是第一部鼓舞了国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专著。

　　新京报：那么，从历史研究方面来说，本书的特色有哪些？

　　沈予：从治学方面来讲，在当时的时代，它提供了研究中日关系的典范之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前七卷用的是叙述体，但是其主要方法就是大量运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档案）。它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这也是研究历史所必需的。首先，王先生引用了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大量的外交文书，有直接的依据。

　　其次他运用了光绪时期的中日交涉史料，这些都是第一手的中国的资料。两相对照之后，就起到了一个去伪存真的作用，把真实的事件披露出来了。我认为，他在研究中日关系的方法上，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示范和借鉴的作用。

　　新京报：从学术角度来说，它有哪些缺点？

　　沈予：本书的缺陷是资料用得太多，没有去粗取精，有堆砌之感，王芸生自己也承认该书粗糙，这也是事实。

　　此外，它缺乏内在规律的解释和有系统的阐述。按照现在的治学方法，应当把资料消化以后，把它内在的规律阐述出来。还有就是他有些轻信材料。我认为，在材料引用之后，应该分析它，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当然，这一点不能苛求他，因为他是一个报人而不是历史学家。

　　新京报：如果换一个角度，他作为一个报人，写出来的文字是否更具可读性？

　　沈予：这本书的确有这方面的优势。读起来让读者觉得材料很丰富，有的地方还很引人注目，因为他用的材料别人都没有。

　　新京报：你认为本书再版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沈予：这本书重新出版的现实意义在于，一个是日本右翼势力在翻案，否认了侵略中国，否认了战争罪行。

　　这本书里面把1871年-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出来，而且有日本的外交文书，说明我们早就揭露了他们侵略的真相，这是赖不掉的。对国人来讲，它也有现实意义。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