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雄屏：我是一个电影人

　　《法国电影新浪潮》

　　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4月版

　　定价：（新台币）400元

　　 《法国电影新浪潮》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

　　定价：32.80元

　　焦雄屏

　　台湾资深电影人。

　　1953年生，台湾政大新闻系毕业，美国得州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博士班候选人。焦雄屏自美返台后便积极投入媒体改革的活动，以影评人身份致力于“提升台湾电影文化”，以她为首撰写的大量评论曾促使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兴起，她也因此被称为台湾电影“教母”。作为一位在评论、国际推广、教育、制片等领域全方位耕耘的电影人，她目前担任着制片人、影展评审、教授等工作，并成立吉光电影公司，亲任董事长。

　　“电影馆”系列丛书是焦雄屏先后为台湾远流出版社、志文出版社、万象出版社和麦田出版社所主编的电影丛书，前后出版过四套书，给台湾乃至华语圈的电影业界带来了深远影响，近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引进内地。

　　新京报：你主编的“电影馆”系列书籍最近来到了内地，目前已经出版了四本吧。

　　焦雄屏：是的，其中《电影是什么》等三本是以前出版过的经典再版，我自己写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则是与台湾同步出版的。我们的出版路线基本上对电影教科书的出版是有一个指标的，其中很多都是老的经典书，只要能买到版权，都会陆续在内地出版，它对于提供完整的电影教育的普及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做了很多计划，这套书里，有电影理论的部分，有电影史的部分，有电影类型的部分，也有电影个人创作者的部分，电影创作者不一定是导演，主要是电影工作者，甚至还有演员。这套书会很全面，将有很多系列。内地读者对于电影领域知识的渴求，是在用职业意识去寻求，愿意去深度挖掘，这在华文地区是领先的。以前我觉得台湾有这种渴求，但随着台湾电影的衰落，对于电影整个深度研究的兴趣都在下降，因此，台湾的电影出版都不是很景气，万象已经倒闭了，远流有几本还比较畅销，现在只剩下麦田了，但销售之类的都很狭窄。而这套书在内地一出来，销售就相当不错，这代表了某种契机，说明内地对电影文化的兴趣还是很浓的。

　　新京报：“电影馆”丛书在台湾出版了上千册，贯穿你出版的一些基本理念是什么？

　　焦雄屏：我先从台湾出版的缺点谈起，也希望内地能够避免。台湾的出版社发展久了以后，在编辑策略或者设计上，会有媚俗或者媚众的特点，要取悦观众。因此，台湾的电影出版与电影行业本身是属于不同的族群，电影出版的书都讲究艺术电影，台湾出版的德国电影书很多，如法斯宾德、文德斯等，因为德国书取得版权很容易，而美国的书则不容易买到版权。它的出版方向显示的是校园或者文艺青年的趣味，而不是全民的趣味。一出理论书，就变成某一个电影人最近正在读的一本书，而完全不是一种读者希望读到的书。这套“电影馆”丛书的出版，主要是为普及电影基础理论知识，我希望涉及到电影的各个领域。

　　台湾电影界对于古典电影的讨论非常少，这样久了，就会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例如，觉得只有拍奇士劳斯基的电影才是电影，于是跟大众文化就有了一定的距离，看电影的品位和看电影书的人的品位截然不同，族群非常少，慢慢地就极端化了，所以出版就要取悦观众，这是一个缺憾。还有一点，我在台湾教书的过程中，发现台湾学电影的学生，基础知识非常不牢固，回答问题好像在写影评一样，都是个人感受，这是电影知识不足所造成的，我希望这套书能弥补这些不足。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内地的电影知识还是很丰富的，出过很多好书，有些是台湾都没有出版过的。我在内地买到过《日本映画史》，那本书很古典，是绝版的，还有印度电影史、苏俄电影史等，都很早了，大概是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一般都是小开本的，其实内地电影珍宝不少，它只是没有现代的编辑理念和包装方法，是零散出版的，不太懂得把书做出质感，首先印刷就很难看，这是当年的情况了。但现在电影书的出版还是很零散，我们这套“电影馆”的书在内地推出，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会有一些比较细腻的或者整体的东西出来。

　　新京报：“电影馆”这套书在内地出版，正值中国电影百年庆典之际，你的出版计划中有关于中国电影的书吗？

　　焦雄屏：我其实很早就对中国电影发生了兴趣。我的父母都是从内地过去的，只有通过电影，我才能了解到父母的时代，对古老的中国发生感情。以前我在台湾写过专栏，是关于中国电影百年的，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当代，介绍了起码有几百部电影，出版商对这个书的出版很感兴趣，可是我自己总觉得缺少了一些内容，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补上，所以还没有能出书。

　　我看过贵报《中国电影百年》栏目上的几篇文章，写得很好。中国电影的很多东西真的应该珍惜，包括前一段时间去世的黎莉莉，我和她是很熟的朋友，这次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听说她去世，我感觉很难过。我对中国老一代的电影人都很有感情，因为我是通过电影去理解中国的过去，看待中国的历史的。我对中国的老电影非常熟悉，甚至倒背如流，包括三十年代的《马路天使》、《浪淘沙》，四十年代的《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等。这些人还有一批在内地，没有人系统地整理过他们的历史，现在做这个工作的话，应该还来得及。你们应该赶快做，媒体工作者来做这个事情，应该很有意义的。

　　新京报：作为一个跨越电影和出版等行业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领域呢？

　　焦雄屏：我比较在乎做事的乐趣，并没有太多的其他想法。最早我放弃在美国的教职，来到台湾，是因为我觉得，美国不缺我这么一个研究电影的教授，但台湾会很需要我这么一个电影人。

　　其实，台湾出版的圈子和电影产业的圈子是不一样的，电影圈不太愿意与文人打交道。我是最奇怪的，因为我在每个领域都很开心。我写书感到很开心，我喜欢一个人在家查资料、看电影，因为我自己上过很多电影课，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就很可惜。很多书都是我当年接受启蒙时学过的，对我影响很大，如欧洲电影和美国电影就完全不一样，欧洲的艺术电影有很多革命性与强迫性，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书去了解这些。拍电影则是我的另外一个领域。

　　电影书主要是提供基本的理论知识，看什么电影则取决于读者自己的趣味、文化背景等等，电影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参照的文化和历史，非常有趣。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电影人，所以做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文/图本报记者 文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