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同中国人民并肩抗战(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6日13:44 新华网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发动了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全球为之瞩目，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同情。一批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怀着崇高的国际主义理想，踏上了中国这块神秘土地，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缅怀他们，就更有了一层非同寻常的意义。本期核心报道为读者介绍的是他们中的几位代表。希望读者跟随记者的笔，走访他们的故乡，寻找这些抗日英雄的昔日足迹……

　　白求恩，中加友谊永远的名片

　　蒙特利尔街头的白求恩雕像

　　“我要告诉你一个医生的故事，他是白求恩大夫。”

　　“他死在一个群星灿烂的夜晚，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他要死。”

　　“我们无法忍住哭泣，我们翻山越岭，抬着他那已经很轻很轻的尸体，走了很远很远。”

　　“我们村里的乡亲都来了，他们都哭了，苍天也哭了，我们要在群山中为他建一座陵墓……”

　　这是纪录片《从加拿大到中国：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片尾部分的解说词。白求恩安详的遗容、脱帽敬礼的八路军将士、缓缓跃动的烛光……凝重的黑白画面，在解说员低沉的声音和主题歌《柳尔拉贝》哀伤的曲调衬托下，60多年前的那段如歌如泣的历史宛如再生，深深打动着每个来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纪念馆参观的人。

　　白求恩大夫与八路军小战士

　　梦想开始的地方

　　格雷文赫斯特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西南400多公里处，是一个有万余人口的美丽小镇。1890年，白求恩就出生在小镇约翰街和休逊街交叉处的235号宅。这所维多利亚风格的白色楼房建于1880年，是长老会牧师的住宅。白求恩跟着做牧师的父亲在这里生活了3年。1970年加拿大和中国建交后，白求恩成了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1972年，加政府授予白求恩“加拿大历史名人”称号，并于次年把白求恩出生的这座木结构楼房从长老会买下来，经过3年多的修缮和重新布置，于1976年正式作为白求恩纪念馆对外开放。同年，这里被列为加拿大国家历史名胜之一。

　　目前楼房内外的场景基本是按1890年白求恩出生时的样子布置的。为了完美再现原貌，纪念馆筹建人员四处走访，并查阅了大量资料，把房子里的现代化设备统统拆除，电灯换成了油灯，暖气换成了烤炉，墙壁色也恢复为原先的乳黄色，家具、小摆设均严格按当时式样复制。

　　离故居不远外，新建了一座楼房，那里设有纪念馆办公室、展览室和放映厅。它的门外竖着一块巨大的白求恩画像，画中的白求恩右手托腮沉思，双眼注视着前方，目光犀利而坚定。画像下面用汉字写着：白求恩。

　　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战争前线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

　　“我要去中国”

　　富有进取心，自视清高，充满激情，才华横溢，这是加拿大学者们对青年白求恩的评价。白求恩坚信，有个命运在等待着他：“我要为人类做一些事情，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他当过伐木工人、教员，在一战中服过役，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学位。

　　在英国，白求恩与漂亮的苏格兰姑娘弗朗西丝相爱、结婚。婚后第三年，在底特律行医的白求恩患上了肺病，被迫住进了纽约特鲁多疗养院。出院后，白求恩马上把家搬到了蒙特利尔，组织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为穷人看病，还为穷人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

　　1936年，白求恩辗转到了西班牙前线，在那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他将搜集起来的血液冷冻起来，放在一辆特制的卡车上，然后运至前线100多个输血站。从西班牙回国后，白求恩又加入了为西班牙筹款的行列。

　　1937年，白求恩宣布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之后，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首次透露了自己要去中国的计划：“我要去中国，那里最需要我。”

　　一九三八年六月，白求恩同志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这是白求恩同志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一起。

　　参观者络绎不绝

　　馆长斯科特·戴维森介绍说，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近两万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又是中加建交35周年，所以来这里参观的人更多了。

　　多伦多大学工程系的杰森今年暑假在纪念馆帮忙。他说，白求恩大夫是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都为能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工作感到自豪。虽然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二战和抗战的艰难困苦，但大家不能忘记今天和平的生活环境是前辈们浴血奋战的结果。

　　我们去纪念馆采访的这天，正赶上安大略省普降大雨，但这并没有阻挡住前来缅怀白求恩大夫的人们。

　　“作为加拿大人，不知道白求恩怎么行？！我来是补课的。”滑铁卢大学的老师玛丽安说，她们学校3万多名学生中有1／4都是中国留学生，他们都熟悉白求恩的事迹，有不少就是因为白求恩才选择来加拿大留学的。

　　“他很聪明，很勇敢，我很崇拜他。”从蒙特利尔赶来的卡雷弗里克先生这样向我们解释他来参观的原因。“一个普通人能有他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

　　在加拿大，虽然白求恩远没有像在中国那样出名，但他作为加中友好的一块丰碑，却永远是加中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名字，一个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名字。（记者：赵青杨士龙）

　　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路易·艾黎

　　寻访路易·艾黎的印迹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自1927年跨过大洋前往中国，就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不久前，记者走访了路易·艾黎的家乡和他的母校，对这位受中国人尊敬、爱戴的国际主义人士的成长之路做了一次寻访。

　　受父亲影响倾心教育

　　新西兰南岛基督城的市郊，坐落着一所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怀勒努伊学校，1897年出生的路易·艾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在办公室，校长安妮特·希尔女士从档案柜里找出路易·艾黎当年在学校读书的注册纪录。据希尔校长介绍，路易·艾黎的父亲是怀勒努伊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这位当地知名学者希望孩子们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培养同情心和探索精神，乐于为社会奉献。

　　“我想，正是在他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路易·艾黎才会在上世纪初大多数新西兰人还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做出前往中国的举动，”希尔校长说。

　　在中国的最底层，路易·艾黎看到中国工人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们同命运的顽强抗争精神。最朴素的善良促使艾黎决定，要尽能力帮助这个战乱频仍的国家和她的人民。1929年，艾黎帮助中国国际饥荒援助委员会在中国开展工作；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他同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并决定留在中国。

　　艾黎精神的传承

　　怀勒努伊学校教学楼不远处，绿树掩映之间，静静地坐落着一栋白房子，这便是基督城最大的中文学校————“路易·艾黎中文学校”，当地人称之为艾黎母校的校中校。

　　“我们学校用路易·艾黎的名字命名，正是想传承这种对人类友谊的理解、对文化交往的诠释，”学校校长金强富对记者说。金强富早年从事教育，多年前来新西兰，深感当地华侨华人希望孩子学习中华文化的强烈愿望，遂决定在基督城创办了“路易·艾黎中文学校”。此举得到当地市政部门的全力支持。怀勒努伊学校也欣然将校园的一片场地无偿用作中文学校的校址。

　　十多年后的今天，“路易·艾黎中文学校”已有40多个班次，学生500多名，不仅有华人，还有不少亚裔、欧裔和当地人。学校除了开办中英文课程，还寓教于乐，举办各类活动，传播中华文化。

　　金强富说，在新西兰人眼里，路易·艾黎这个名字代表着无私奉献和跨越文化的力量。金校长说，他希望“路易·艾黎中文学校”能够承接这种丰富的内涵，在汉语教学中，在中国文化的传播中，让新西兰人更真切地感受中国，从情感和文化上，贴近那个远隔重洋的国家。

　　1939年宋庆龄与路易·艾黎（后排右一）等在香港

　　新西兰人的自豪

　　从基督城驱车50公里，到达斯普林菲尔德，这个雪山脚下宁静秀丽的小镇就是路易·艾黎的故乡。车刚一进城，便看到路边一个醒目的标志：路易·艾黎纪念园。

　　绿草铺地的纪念园正中，是一尊石像，表现的是路易·艾黎当年在山丹培黎学校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技能的情景：艾黎脚踏草鞋，手中握着一本书，他身旁两个孩子牵着羊，握着角尺，脸上充满欢快，眼望前方，含着希望。石像左下角刻着两行小字：路易·艾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路易·艾黎90年的生命中，60年奉献给了中国。然而，即便在他去世近20年后的今天，在新西兰，仍然能够在许多地方见到艾黎的印迹和影响。

　　距斯普林菲尔德约20公里，当地的一所知名学校达菲尔德高级中学，同中国山丹培黎学校是姊妹学校，这些年一直进行教育交流，这里的老师去山丹教授英语，学生去山丹体验生活，那边的孩子过来读书，了解新西兰的风土人情。在校园操场上，记者看到几个中国学生和当地的学生打篮球，从他们欢快的笑脸上，分明感受到不同文化间和谐的交融。

　　在基督城，记者遇到前新中友协会长云达忠，他对路易·艾黎的记忆是年少时留下的，“他对所有人都很和善，在我看来，就像邻家的一位大叔，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

　　1960年，路易·艾黎离国27年首次回到新西兰的时候，周围并不都是欢迎的氛围，很多人不理解他当年的举动，艾黎不时读到一些媒体的偏激之辞。然而，到1972年艾黎再次回到家乡，他明显感到变化，他发现更多新西兰人开始理解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建设，赞赏他在中国几十年的奉献。最令路易·艾黎高兴的是，他这次回国不久，新西兰同中国正式建交。

　　路易·艾黎不仅是中新友谊的象征，还在他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的新中友协，几十年来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曾任新中友协会长达10年的云达忠说，当年路易·艾黎前往中国的时候，还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青年，然而他不顾战乱年代的艰苦，甘愿留在中国，努力解除当地人民的困苦。这种博大的爱心和国际主义精神，使艾黎成为新西兰人的自豪。（记者：夏文辉）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

　　柯棣华妹妹讲述的故事

　　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2005年2月，在中国驻孟买总领事为我和孙玉玺大使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柯棣华的三个妹妹也一起出席了。柯棣华兄弟姐妹共八人，大哥和大妹已去世，弟弟侨居国外，还有四个妹妹都住在孟买，其中三妹没来，来出席招待会的二妹、四妹、五妹虽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但仍很健谈，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柯棣华的故事。

　　1939年12月21日，朱德（右三）在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柯棣华（右二）等人

　　送行时，年迈的父亲泪流满面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年10月10日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柯棣华是他到中国后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柯棣华出生时，他的父亲是一家棉纺厂的经理，后来从政，当选为市政议员，在市政府主管教育和卫生方面的事务。柯棣华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绍拉普尔市度过的。柯棣华的二妹记事时，柯棣华已经上中学了。她说，哥哥放学回家时经常穿着童子军的制服，显得很英俊，是妹妹心中的偶像。柯棣华在学校成绩很好，考试经常第一名。1928年，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普纳的一所贵族学院。1931年又进了孟买医学院学习。哥哥不仅学习好，而且还喜欢运动，特别是打网球，多次在医学院的网球比赛中获奖，每次回家休假时都教弟弟妹妹们打。

　　柯棣华于1936年完成了孟买医学院的学业，父母想让他回家结婚，并准备帮助他在家乡开一家诊所。但他计划赴英国学习继续提高医术，由于赴英学医费用很高，他写信想向父亲借一笔钱。但最后他还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还是先在孟买行医，攒足够的钱再去留学。

　　1941年12月，柯棣华（中立者）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时给晋察冀八路军干部作报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德意日法西斯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全世界，欧洲、亚洲、非洲大地上迅速燃起了战火。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序幕。柯棣华素有强烈的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曾多次参加印度学生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示威游行，并曾在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捕过。他得知国大党组织援华医疗队的消息后，毅然放弃了继续学医的理想，报名赴华参加抗战。

　　柯棣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这次到中国去，可能要冒生命危险，失去深造机会和职业，但我并不认为这些是损失，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急切地希望被选中。”可怜的母亲早年聋哑，她多么希望儿子留在身边陪伴啊！她带着几个年幼的妹妹来劝阻。柯棣华拉着妈妈的手，比划着说：“妈妈，现在有很多中国母亲和姐妹正在遭受侵略者的凌辱和屠杀，为了更多的母亲和姐妹，我才和您分离，到遥远的中国去。”三个妹妹一起回忆起与哥哥分手时的情景：哥哥出发的前一天，当时中国驻孟买的总领事和许多华人华侨在泰姬陵饭店为印度医疗队饯行。孟买的国大党也组织群众大会为他们送行。人们不停地高唱爱国歌曲，高呼反对侵略的口号，表达他们愿与中国人民一道赶走侵略者的决心。他们先是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后来又喊把英国侵略者赶出印度。1938年9月1日，医疗队登上了赴中国的轮船。上船前，几个兄弟姐妹把柯棣华抱在了中间，泣不成声。一声汽笛长鸣，柯棣华挣脱拥抱上了船。他上船后一直站在甲板上，向亲人挥动手帕。兄弟姐妹簇拥在父母周围目送轮船消失在海面上。五妹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年迈的父亲泪流满面。

　　1942年1月28日，柯棣华大夫在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军民誓约运动大会上讲话

　　家信里，为延安抗日精神所感动

　　医疗队共有五位印度医生，为了表达他们同中国人民的情谊和亲密关系，他们每人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并且把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华”字，分别为：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和柯棣华。

　　医疗队抵达延安后，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并结识了许多著名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设宴招待他们。柯棣华写信告诉家人，他简直不敢相信，毛主席在那么简陋的窑洞里，点着煤油灯写下了那么多关于世界形势分析，制定了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政策和策略，指挥着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毛主席还为印度医生提出三项任务：一是要做好医务工作；二是学习政治；三是宣传抗日和国际主义。后来，柯棣华等人多次见到中国领导人，还为周恩来摔伤的右臂做过手术。他们在延安深受中国军民艰苦奋斗和团结抗日的精神所感染。柯棣华给家人的信中说：“这里，我感到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对待我们。这里的人们，上自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士兵，都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按印度的卢比计算，一个士兵的月收入约3卢比，而总司令和边区主席的收入最多也不过5卢比。然而，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为求得民族解放，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大搏斗。我在这里看到了新天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与希望。我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解放区，是最伟大、最有生命力的，也是最值得我学习的。”

　　印度医疗队先是在延安窑洞里协助建立了“模范医院”，主要治疗从前线接回来的重伤员。后来受到白求恩大夫事迹的鼓舞，柯棣华直接向毛主席提出要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到前线去。毛主席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亲自为他们饯行。他们在八路军警卫战士的护送下，夜闯日寇封锁线，于1939年12月抵达了由朱德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在一个团里做了随军医生。

　　1939年3月，柯棣华（右）在延安给八路军战士做手术

　　1940年，由于生病和其他原因，有三位印度医生陆续回国了，只有巴苏华和柯棣华仍然留在抗日根据地，巴苏华调回延安，柯棣华被调到晋察冀军区，在位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任该医院第一任院长兼卫生学校外科教员。在此期间，晋察冀是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扫荡最多的地区，他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战争暴行。他与八路军战士们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他在给巴苏华的信中说：“1941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我在性格、思想方面经历着显著的转变。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也像中国人和每个爱好和平的人一样，责任就是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我已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了。”

　　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25日，柯棣华与卫生学校的教员郭庆兰结成了夫妇。他们诚挚的爱情是在朝夕相处、共同工作中产生的。1942年8月23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聂荣臻同志为孩子取名“印华”，以纪念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幸的是，他在1940年8月患上了绦虫病，并在1941年6月转成癫痫，但他仍忘我地工作。1942年12月9日，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逝世。

　　当柯棣华逝世的消息传回印度后，印度各界人士纷纷到他的家里来悼念，并寄了许多唁电和唁函给他的母亲与兄妹，分担他们的悲痛，表达对柯棣华大夫的哀悼和敬意。

　　由于抗战时期通讯困难，柯棣华最后写给家里的一些信件在路上遗失了。他的亲属收到的最后一封信还是1942年1月4日寄出的。他在信中说：“我们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最近的离我们只有十几英里，但是我们居然能在这种情况下开办卫生学校、医院、兵工厂等等。遇到敌人大扫荡时，我们就躲起来，背着行李同敌人捉迷藏。”

　　来悼念柯棣华的人们读了这封信，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在悲痛的同时，他们也为印度人民拥有柯棣华这样一位英勇的儿子而感到骄傲。（作者：马骅）

　　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马海德

　　亲人记忆中的马海德

　　在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战之时，一名来自美国的青年医生，怀着治病救人的强烈愿望来到中国，原打算停留一年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娶了一位中国妻子，成为第一位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士，他为新中国的卫生保健事业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消灭性病、防治麻风病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就是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

　　在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走访了马海德的出生地，位于美加边境的布法罗市，见到了马海德在布法罗的几位亲人，倾听他们述说各自心目中的马海德，并在马海德亲属的陪同下，凭吊了埋葬在家族墓地中的马海德墓。

　　马海德，1937年11月兼任新华社英文翻译，是新华社最早聘请的外国专家。

　　坚定的信念

　　欧内斯特·海德姆是马海德的堂兄，他的父母与马海德的父母属于那种兄弟俩娶了姐妹俩，亲上加亲的关系，因此两家关系十分密切。

　　在欧内斯特的印象中，马海德自小聪慧机敏，学业优异，是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上大学的家族成员。从贝鲁特美国大学和瑞士日内瓦医学院毕业后不久，他只身前往中国，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后来加入了中国籍，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当时马海德的这一决定颇让他的亲人感到意外，他们原以为他学成后会回到美国，在亲人们的身边行医开业，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然而，当他们通过马海德1935年写给一位学医的美国朋友的信，了解到他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时，他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马海德在那封信中这样说：“当整个世界都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个人的问题微不足道。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十分关注，现在，生命对我来说是如此的有意义。”

　　欧内斯特说，这就是人道主义者马海德，他从瑞士到上海，后辗转到延安，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能为中国人民服务。这就是他追求的生活，这使他感到充实和快乐。欧内斯特用“医学传教士”来形容自己的堂兄，尽管他承认这个词并不足以概括马海德的一生，他说，马海德有着崇高的理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对于他自己认定的事，他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不动摇自己的信念。马海德家族的成员对他为中国卫生保健事业所作的贡献感到骄傲。马海德真正体现了一个超越国籍和政治、宗教信仰的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情怀。

　　马海德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

　　割不断的亲情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马海德终于得以在阔别40多年后再次踏上故土。亲人们觉得，马海德是一个有着强烈家庭观念，乐于随时倾其所有，全力帮助亲朋的人。虽然他是个医术精湛的医生，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他多年后回到亲人们的身边时，却从不谈及自己的成就，从不摆排场，而是询问所有亲人们的情况。

　　在马海德看来，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隔断亲情。身为医生的他，还经常向亲友提供医疗保健方面的建议，更让亲人们倍感亲情的温暖。尽管马海德十分珍视与亲人们团聚的分分秒秒，但每次他都要利用来美国探亲的机会，到美国各地走访有关方面，宣传中国的麻风病防治事业，并为之募集资金。

　　现在布法罗市一家地方报纸担任执行主编的蒂姆·欧谢姆比马海德小两辈，习惯上却亲切地叫他塞克叔叔，他说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位采访对象就是塞克叔叔。他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和他一起到机场去接塞克叔叔。当他来到机场时，意外地发现来了许多记者，他们围着塞克叔叔问这问那，还一个劲儿地拍照、摄像。母亲告诉他，塞克叔叔是个名人，他多年没有回过家了，所以这些人都想听他讲他自己的故事。听到这番话，从小就想当作家的蒂姆萌生了采访自己名人叔叔的念头。在采访叔叔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当时艾滋病还不大被人们重视的时候，马海德就用浅显易懂的话解释了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并预料到这种病今后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马海德夫妇宋庆龄、路易·艾黎等在一起

　　魂归故里

　　在马海德亲属的带领下，记者来到离欧内斯特家不远的圣十字架公墓，海德姆家族的墓地就在此。按照马海德生前的愿望，他的骨灰三分之一葬在北京，三分之一撒在延河，另外三分之一由妻子周苏菲1997年带到美国，安葬在家族墓地。当时举行了一个由数百人参加的安葬仪式，中国卫生部长、中国驻美大使和美国政要与各界人士参加了仪式。

　　记者看到，在海德姆家族的大墓碑的一侧刻着乔治·海德姆的英文名，以及用括号括起来的马海德的拼音和他的生卒年份，在离墓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块墓铭，上面写着：“侄子乔治·海德姆医学博士，马海德”。据欧内斯特介绍，被带回美国的马海德骨灰又被分为两部分，分别埋在家族的大墓碑和离墓碑不远的墓穴中。

　　当记者问欧内斯特，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缅怀像马海德这样为中国人民抗战做出贡献的外籍人士的时候，作为马海德的亲属，他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欧内斯特略微想了想后说，“当年马海德选择了别离亲人，远赴中国。作为他的亲人，我们虽然失去了这么多年来有他陪伴在身旁享受生活的机会，但是我们的所失是中国人民的所得，在中国，马海德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了中国人，并从中感受到快乐，他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记者：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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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他们来到了延安……

　　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令世界瞩目。一些同情中国的外国友人，踏上了延安这块神秘土地，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国际主义之歌。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1936年7月到延安，写下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1938年春到延安，后来又到了山东沂蒙山。写出了通讯《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等长篇报道。他是第一个穿上八路军军装的欧洲人，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44岁。

　　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28年底来华，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爱泼斯坦，1917年到达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他做了大量采访和通讯报道工作。1945年，在美国出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1951年，他回到中国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籍。

　　马海德，美国医学博士，1936年到延安，是第一位到延安的外国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生，1938年3月率领一支援华医疗队到达延安，随后组成了八路军第一支战地医疗队。1939年11月在抗日前线以身殉职，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

　　印度援华医疗队，由五位印度青年医生组成，1939年2月到延安。最著名的柯棣华由延安到晋察冀根据地，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1942年12月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年仅32岁。

　　路易·艾黎，新西兰工业合作技术专家，1939年至1941年三次来到延安，为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出谋划策。（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