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型社会首在“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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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冗员是最大的浪费。试想若官员只有如今的半数，则各级政府大楼或可少盖一半，地皮、建材、人工、能源、日常维护费用等就一概节约50％了。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1941年11月，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兵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他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两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严格控制，搞得不少单位啧有烦言。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很快就被突破了。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2万人增加到8万人。实际上现在是7.7万人，由大区上调的1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8.7万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2万增加到8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

　　对治理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而言，8.7万人的中央政府编制算不上一个大数字，但周恩来却用了“大堤溃决”四个字来形容。其后50年间，干部人数不仅以几何级数增长，还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官僚体制本能地无限自我克隆，你从这边宣布裁撤，他在那边“翻牌”重出江湖。虽历经多次精简，“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仍停留在纸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固然成就骄人，但也在社会上吹起一股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风，其间的领军人物，有不少是“人民公仆”，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过千亿元。

　　我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官口膨胀”却未见有相应的铁腕来钳制。目前社会资源的浪费，远不止于官民比例的失调，因官员而付出的各种社会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高于当今的发达国家。

　　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的国策能否奏效，要看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身体力行——首先把社会管理成本降下来。因此，欲倡“节约型社会”，须有“节约型政府”；欲建“节约型政府”，请自“节官廉政”始。(原载8月26日《南方日报》，作者章立凡，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