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开放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陕西咸阳市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每个议题的主管局负责人作报告、相关单位进行讨论后，主持会议的张立勇市长问道：“旁听的公民有什么意见？”这是一个让人心振奋的细节，所以旁听的公民张崇英说，“听到张市长问有没有公民发言，心里就很爽”。（8月25日《南方周末》）

　　可以理解这位公民的“爽”。因为“公民旁听政府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民

　　据报道，虽然在此项制度破茧而出之前，引发的争议颇多。但事实证明，自去年6月以来，咸阳市已有202名公民旁听了包括诸如天然气公司改制、11个政府部门机构调整等敏感话题在内的79项议题，情况一直良好。公民们不仅都将此看作一项荣幸和严肃的事情，而且他们参政议政能力也让当地官员刮目相看，因为与会的公民越来越“专业”，提出的意见也很有针对性。

　　因此，笔者以为咸阳市的此项举措是政府开放的一小步，但却是培育公民意识的一大步。公民会感觉到自己不再只是公共政策的旁观者和执行者，这有利于公民意识的渐成。

　　公民意识是近代宪政的产物。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单纯的教育并不能完成公民意识的建设工作，还应给普通公民提供一定的“政治参与机会”。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就曾以“政治参与”为观察、比较的重点，来区分原始村民、帝国臣民和现代公民。 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村民”们在“村长”（政治领袖与经济指挥）的统治下生活，对共同体感情强烈但不参与政治体系的输入结构；“臣民”们与自己所属的政治体系是一种被动关系，他们不积极参与政治体系，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有密切的关联，即只能听上面的命令；而“公民”们会积极地参与政治的时候视自己为政治主体的积极成员，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

　　给普通百姓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有助于培育现代公民。因为当他们能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的监督和促进时，他们才会将“主人”意识和“平等”意识内化为自己的坚定信念；而这两种意识是作为公民起码应具备的。

　　此外在我国，民众和政府的关系通常被比喻成“水与船”的关系，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只是道出了民众对政府的影响，并未具体解释“载”的方法和“覆”的形式，更没有说明政府的权力实际更能够控制水的流向和能量。而当普通公民能够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时，官员会感受到具体的压力，如这则报道所言“你的材料是否经过详细调研、发言是否言简意赅、有没有水平，市民在一旁看着呢”。公民的压力会使官员时刻自我查询：公众会对自己的哪些决定不满？如何改进工作才能有效地消除不满？

　　中国人向来不缺乏“臣民意识”，而大抵缺少“公民意识”。有位著名的学者就曾痛切地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咸阳市政府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在政治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充满更多的期待。

　　(稿源：红网)

　　(作者：吴麟)

　　(编辑：耿红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