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久前媒体报道：有关部门已成立统计法修改领导小组，统计法的修改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修改统计法，乃当下统计数字“注水”现象不断严重所迫。
“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句“著名”的顺口溜早在多年前就流行开来，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它还未“过时”，官员玩弄数字盗取更大乌纱之案件时时见诸报端，实在有必要“旧话“重提，好好分析一番。
数字注水是“个别现象”吗？恐怕很难这么说。今年年初，媒体披露的一条消息曾令人大跌眼镜：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达26582亿元！今年时间过了大半，这方面情况是否大为改观了呢？我是不敢乐观的，因为当下深谙“数字出官”奥妙的绝非少数人，在不少地方，“层层作假，级级糊弄，按需捏数，皆大欢喜”已成为“通行做法”、不公开的事实，许多干部都已见多不怪了。
往年查处的许多干部腐败案也证明了一个现象：在贪污受贿上“胆比天大”的腐败分子，在编造政绩、数字造假方面往往也有“惊人之举”。这也不奇怪，贪官所贪，无非名利二字，在这些人看来，“名”与“利”是密不可分的：有了“政绩斐然”这个“名”，就可晋职升级；升了官，自然可捞取更多的利。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中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此公发迹的每一步都与数字造假有关。他当县委书记时大笔一挥，将上报的乡镇企业收入由几千万元“变”为几个亿；他当市委书记时，有一年竟将上报的财政收入“定”为400多亿。他还命令阜阳市计委将该市“九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目标定为22%，实际上只有4.7%。想当年王怀中步步高升之时，想必也曾为自己掌握了“数字出官”的奥密而得意过，岂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想想真是可悲。
玩弄数字也成瘾，自然是为官者的悲哀。更大的悲哀在于，一面是一个个“王怀中”因造假而身败名裂，一面是仍有官员依然将玩弄数字视为圭臬，前“假”而后继。这无非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时下对政绩造假的查处仍有“隔墙扔砖头——砸着谁是谁”的味道，风险系数不大，“掺假”者不怕。你想想，“年均经济增长速度22%”、一个穷市“年财政收入为400亿元”，这种街头卖菜人都看得破的“神话”，居然能通过省里的检查，这说明了什么？其二，就算政绩上掺杂使假有点风险，但数字确能出官，“投入产出比”较高。换句话说，造假真能升官。为何若此？不是上级愚钝昏庸，上级心里明白着呢，之所以假装不察，是因上级也要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政绩，乡里的GDP高不可及，县里的才高耸入云，市里的就上了太空。说到底，下级涉险造假得到的“政绩”，顺理成章成了上级政绩的一部分，这上级领导岂能不假装不察？偷着乐还来不及呢！
不但假装不察，有些地方的领导还是故意编造数字的高手。这数字造假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拔高。比如GDP、农民人均年收入、财政收入等。只要他在此地为官，这些数字只能逐年攀升，以显示其执政有方。其二是“砍低”，为了向上面争取各种补助、拨款，就要压低、瞒报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一句话，只要是为利益、为官帽服务，统计数据就是某些人手中的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成多大就捏成多大。为得到“理想”的数字，有些领导暗示、授意基层虚报，有的直接闭门造“数”，有的甚至篡改基层的统计数据。有些地方还规定，上报统计数据必须由党政领导研究决定，变成了赤裸裸的班子集体造假，荒唐至极。
官出数字，直接与当下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有关。有些地方用干部，唯“发展”一条标准。“凭实绩论英雄”没错，错误的是将数字等同于实绩。谁的GDP大就用谁、谁发展速度快就提拔谁，这种用人导向造成的恶果是：不少官员“政绩不够数字来凑”，成了“掺水”高手。就此点而论，中央倡导科学发展观，有些地方不再将GDP等数据列入干部考察内容，而是既看发展速度、又看发展的质量和群众公论，实在是英明之举。
数字掺假也与当下统计体制不完善有关。从今年起，统计数据的发布已实行“下管一级”，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各省的GDP数字，各省自行发布的不具法定效力。有些地方目前还实行统计数据联审制度。这些当然是好事，但只要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干部的任免仍有“说话权”，数据的权威与公正就还难令心信服。
我们寄希望于“法用重典”。可叹的是，今年的“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尖锐地指出：“与价格法、会计法、税法相比，《统计法》简直不叫法，是‘水法’、‘豆腐法’。说统计法很“水”，是指在惩罚上规定得太有“弹性”、太缺少刚性。比如，《统计法》规定：“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统计违法，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时至今日，好像还没有看到一名官员因为数字造假而蹲大狱的！我们只能期望，在新的《统计法》诞生后，“统计风暴”亦会迅猛而来。
作者：夏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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