呛水者杨本伦：无知者勇 来路不悔

　　逢五逢十，东北庄东南头的集贸市场就会热闹非凡。农家地里产的黄瓜豆角，市县里贩来的廉价衣裳，还有满地跑的猪仔羊娃，都会在这里买进卖出。每当此时，74岁的东北庄老人田茂深都会想起一个人———杨本伦。“如果不是本伦当支书时铆着劲非要干，这里可能还是一片坟地哩，哪儿会有叫响三里五庄的‘东北庄集’。”

　　只是这会儿的东北庄早已不在杨本伦的治下。这位硕士村官，6年的苦斗拼搏最终只留

　　下去之前，杨本伦有意识地做过调研，估计自己“撑得住”

　　1992年的中国正被市场经济的新浪潮搅动着，许多人“脱去朝服换西装”，“下海”成为全民乐道的时髦之举。时为人事部主任科员的杨本伦走了不同的路，他要下乡———回沂蒙山区老家做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一个前途无量的“中央干部”，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怎么要回农村去当芝麻绿豆大的村头儿？杨本伦的想法令人吃惊，“市场经济价值标准”怎么在他这儿失灵了？大家只好往“高”里理解：“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作贡献”，在东北庄，则有人怀疑他犯了严重错误，连老婆都被“撵”出了北京！

　　杨本伦有自己的打算。“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能跳出农门吃上中央机关的皇粮，在当时确实不容易，所以工作前两年还是比较自得欣慰的。”但是国家机关工作日复一日的循环渐渐让他无法满足，也觉得长此以往无从发展自己的才能。他感到如果要想有大的作为，就必须跳出尺牍之外，于是他想到了农村的广阔天地。他的同事却认为这个举动太大胆了：“你这个心是好的，你这个热情，你这个抱负我们都支持，但是风险太大”。

　　杨本伦不那么认为。他在农村长大，熟悉并习惯那里的生活，了解其中的酸辣；在国家人事部，他也多次有意识地做过调研，估计自己能够“撑得住”。

　　那年10月，杨本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业硕士研究生，真的把自己从北京搬迁到他人生的起点———山东省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并最后一次享受了县党政机关高接远迎的待遇———宾馆高级房间，宴席高档酒菜，专车伺候，专人陪同。

　　村民说，论品行杨本伦数第一，但他不熟悉农村工作，不接地气，不懂气候

　　今天，已然失去从政兴趣并且成功转型为企业管理人的杨本伦说，农村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农村和城市不一样，现实和理想不一样”。

　　回首来路，他摇摇头笑着说：无知者勇。

　　现在，东北庄人提起杨本伦都承认：他是个好人。现任村支书田光宝当初是杨本伦的副手。记者到他家时，他刚刚喝喜酒回来———村里又有一个娃儿考出了沂源。他说，“这些年，从东北庄考出去的大学生有三四个，中专生二十几个，可回乡为老少爷们儿干事的，只有杨本伦。”田的媳妇说得更直接：杨本伦不贪，为乡亲们做事儿不怕吃苦，也不怕得罪人，真的很难得。田茂深在这个村子几十年了，经历的村支书几十个，“论品行杨本伦数第一”。

　　不过，尽管大伙对杨本伦这个“人”评价都不错，但是说到他这个“村支书”又都会补一句：他不熟悉农村工作，不接地气，不懂气候，最后败走也是情理中的事儿。那么，杨本伦所在的东北庄是什么样的“地气”，什么样的“气候”呢？

　　穷是一定的，经济落后也是一定的，但让杨本伦真正犯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东北庄政坛“坛”小水深的复杂关系。他后来的无奈离去跟他始终没有看清楚这个“坛”的微妙也大有关系。在东北庄存在田、杨两大家族，那里的远近亲疏纷繁复杂，矛盾迭出。“文革”期间派系之间的合纵连横就花样多多，大包干后更是新旧问题一齐来，难止难休。这一切随着杨本伦的到来如数落到了他的肩上。

　　杨本伦现在承认，他在东北庄施政6年最不成功的就是没有处理协调好矛盾关系，导致上下级关系紧张，从而缺少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埋头致富富不了啊。”

　　先说下级关系。从头至尾，杨本伦都知道一个得民心有能力的领导集体是多么重要，但是他在任内换了5茬干部47位两委委员，最终也没有建立起令他满意的班底，那些被他“拿下”的人都坚决地成为了他的对立面。田光宝的媳妇就说，田光宝跟杨本伦就不一样，田看到问题也骂人，但决不轻易撤人职，“撤一个人就是添一堵墙，到处都是墙，你本事再大也干不了事儿”。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杨本伦平坟建市场期间，坚决反对他的就是被他弃用的这些人，最后联名上访要求调查杨本伦，并非要把他“搞”掉不可的还是这些人。杨本伦如今明白俗语说的“宁管千军不管一民”的意思了，“村民要跟你乱来还真没辙”。

　　和上级的“蜜月期”甚至更短。虽然杨本伦是顶着光环来的，县乡两级开始对他也都很客气、很克制，对外的口径也是赞誉有加，但是他不久就成为石桥乡政府眼里难缠的“刺儿头”。6年里，杨本伦没有参加过几次乡政府会，领导的指示做法，杨本伦肆意挑剔，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硬顶回去。

　　一位以前的乡干部说，当时乡里一致的意见是杨本伦仗着上面的支持无法无天，不把乡政府放在眼里，不把乡政府领导放在眼里，“给你的任务你不干，让你开会你不来，是什么意思？明显是不买这些人的账么！你这样，别的村怎么办，乡政府还转不转？”

　　杨本伦在一个公开场合指着乡党委书记翟慎东的鼻子，说他不明是非，并且宣称“以后乡里交给东北庄的任何事儿，一概别指望落实”。气得翟慎东直接告到县委组织部：“只要杨本伦在东北庄当书记，我就不当这个石桥乡书记！有他没我！”

　　回忆这些事，杨本伦就会笑起来。“对领导有意见可以提，但是要注意方法方式，实在不行也还是要执行的！这是规则。”现在他明白了。

　　上面不满意，下面不支持，杨本伦离开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他走的时候大哭一场

　　如果过筛子的话，杨本伦在东北庄6年总共做了3件大事儿：迁坟建市场，重新分地搞林果业，还建立若干村办企业。

　　虽然事后看来，前两件事儿都是利民发展、与民实惠的好事儿，但是由于当时处理方法粗疏不当，却险些让他成为孤家寡人。最后一件事，村办企业，上得多垮得快，亏空一片。原来的厂区如今早已成为家属院了。“一败涂地一目了然。”杨本伦后来反思道，办企业是他决策失误，“光想着好处了，没有认识到能不能干、适合不适合干”。

　　现在东北庄市场红火了，东北庄人得了实利也都说好，但是当初开建的时候，可是打破了头。

　　由于石桥乡原来的集贸市场过于偏僻，乡领导就鼓动杨本伦建一个。他看中了村里东南头———两条公路交会，实属黄金要道，按照商品经济规律绝对是首选，但田家几代祖陵都在这里。杨本伦有些犯嘀咕———动老百姓祖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想先和各大家族的族长或长辈开个会商量商量，通通气。但一个助手插了句嘴：“这事儿还用商量什么，你在大喇叭里吆喝吆喝就行了。”于是，一马虎，他就在大喇叭里公布了政策：“明天开始迁坟！每平一个坟墓，村里补助40元和20个义务工；迁一个坟墓，村里补助50元。”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当即就有人放出话来：谁要动他家祖坟，就砸死谁！杨本伦来了个“正人先正己”，抡起锄头铲了自家的祖坟———虽然他家的坟离市场还远着呢，希望能平息众怒。这一招效果有限，矛盾在杨本伦去县里办事儿的那天公开化了。反对的人开始用石头把坟头砌起来，但是正赶巧，杨本伦意外回来了，于是口头交锋、肢体接触、石头蛋子横飞。杨本伦的头被人打破，也有一个人的头被他打破。

　　后来，县乡的干预和补助款的增加终于让此事平息，集贸市场建了起来。杨本伦在周围建的10间商品房也全出租出去，东北庄人尝到了市场的甜头，杨本伦得到的却是一条罪状：平坟建市场引发诸多矛盾———这是他离开后县里调查组的定论。此事让杨本伦很伤心，至今说起来他还把自己比作鲁迅《药》里面的革命党。

　　再说重新分地。东北庄原先的地权本着公平的原则分得极其零散，人均八分地可能在八处，每户都有好点的也有坏点的，虽然麻烦但是老百姓心里没气。杨本伦要发展林果业，需要相对集中的土地，于是开始调整：一户一大片，坏地多分，好地少分。尽管杨本伦尽量不偏袒，但最后的结果如田茂深所说，能哭能闹有本事的分了好地，没职没衔没本事的分了坏地，很多人不满意。杨的口碑也跟着一落千丈。

　　上面不满意，下面不支持，硕士村官杨本伦离开的日子也就不远了。1998年春天，县里一纸调令任命其为县委党校副校长，他希望兼任村支部第一书记，被拒绝。杨本伦无奈远走他乡。

　　据说，他走的时候大哭一场。

　　“没有基层的摸爬滚打，我可能还继续好高骛远”，“我认为我是成功的”

　　离开东北庄后，杨本伦去了深圳，后又转战广州，最终还是落脚家乡淄博的一个郊县。

　　在信誉楼桓台商厦经理办公室里，记者见到这位曾经的硕士村官。他的桌上放着一本最新的《成功经理人》，很明显被仔细看过了，画着各种符号。正如信誉楼公共管理部部长许捷京感受的那样，杨本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朴素甚至土气。“平时杨经理吃穿不讲究，也没有经理的派头，休班的时候就一个大背心，一条大短裤。不过做事情很清楚，我们有什么话都敢和他说，不怕他给穿小鞋。不过他有时候比较固执……”

　　杨本伦接过话来说，他是执著而不是固执，“区别很大。如果一头驴子赖在地上，你怎么打都不起来那叫固执；而一头驴子的头上放了一堆青草，他拼命也要吃到，那就是执著———我是后面那头驴子。”

　　刚刚开业的信誉楼桓台商厦在杨本伦的打理下渐有起色，店里整齐有序，人流如织。

　　商厦办公室主任王建发说，杨本伦心怀宽广，“有种经过大起大落之后的淡定”，在他手下干活踏实，“杨总处理问题比较有艺术，比较符合实际，所以我们服他。”

　　杨本伦说，这一切都得益于6年的村支书生涯。“没有基层的摸爬滚打，我可能还继续好高骛远，不能脚踏实地；没有在东北庄干过，我可能仍然不会明白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在从政的路上继续苦恼。”

　　比起他的同学和同事，杨本伦觉得自己更贴近生活，当年的惊人一“跳”没有让他失去什么，反而找到了自我。“现在也常和老同学联系，听听他们当不上某某长的烦恼，我不羡慕他们。在他们跟前，我觉得自己丰富。”

　　杨本伦说，他不同意有些人的观点，他在农村6年不是失败的，“我认为我是成功的。不管是从我自身的素质提高，这种心胸的宽广、经验的积累，还是给农村带来的变化，都应该说实现了一种双赢的结局。”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他找到了生活的本色，在名利之外，他能够自主地生活。

　　作者：本报记者 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