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妈妈死时，弟弟正吃着奶

　　常志强，现年77岁，9岁时经历南京大屠杀，后在中央化工厂（即现在的南京化工厂）工作，直到退休。那些悲痛往事，每讲一遍，他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疼。所以，总不忍回忆。

　　大屠杀那年，我刚9岁。当时，日本开始轰炸南京，一些人逃往外地，但大部分百姓因为舍不得家或者是没钱离开而留了下来。

　　我家共有10口人，太祖母、祖母、父母、1个姐姐、4个弟弟。两祖母因行动不便，无法远行，父亲带着妻儿逃到难民区。当时，南京内桥已经集聚着很多百姓，政府为了防止骚乱，封锁了桥面，大伙儿没法过桥，只好在附近一条叫“小王府园”的巷子里暂时避难。巷子里还隐藏着一条30米长的死胡同，阴森森的。阵阵北风吹来，冻得我瑟瑟发抖。当时我还发着高烧。

　　熬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准备走的时候，忽然听见巷外哭喊声、枪炮声一片。“鬼子来了！”人们纷纷往里退。一眨眼功夫，几个日本兵出现在巷口，他们用步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百姓一个个倒下。他们逼近，开始用刺刀刺杀百姓。男人们都往外堵着，妇孺们被推到后面，我们一家被冲散了。

　　很快，日本兵冲到了巷子的尽头。明晃晃的刺刀戳在母亲胸口，母亲倒下了，手里还紧紧抱着小弟。小弟哭了，日本兵用刺刀挑起他的屁股，摔到一边，我赶紧跑过去，趴在他身上想保护他。母亲拼死保护我们，用手抓住了刺刀。日本兵用力一抽，母亲的手顿时血肉模糊，他们又向母亲刺了第二刀。弟弟们见此情景，跑了过来，抱着母亲，拽着鬼子，“不许打我妈妈！”话还没说完，就都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一直高烧的我，晕了过去。

　　我醒来后，发现身边的弟弟不见了，传来姐姐的呻吟声。她身上挨了5刀，身上满是血。姐姐让我赶紧去找妈妈。妈妈掉着眼泪，不能说话，眼睛朝着一个方向。我意识到妈妈要找小弟。小弟正在尸体中爬着，满身是血，手脚和小脸冻得通红。于是，我抱来了小弟。妈妈解开上衣，饥饿的小弟开始吮吸。然而，受伤的胸口上还流着血，染红了弟弟的脸。我帮妈妈捂着伤口，上面冒着血泡。妈妈突然一侧头，眼睛向上翻着，断气了。后来，小弟在母亲怀里冻死了。

　　我大哭，妈妈死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边哭边找父亲。在死人堆里，我找到了他，背心上有一个洞，很深，能看到肉了。我大喊“父亲”，但是，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这时我明白，父亲也死了。

　　我哭着告诉姐姐：“爸爸、妈妈、弟弟都死了，怎么办？”姐姐听了，和我一起放声大哭。天很冷，姐姐身上的血和衣服粘在了一起，又冷又疼，直打哆嗦。姐弟俩抱头痛哭。

　　突然，又传来喊杀声。当时巷子边上，有3个大房子，房子后面用木板隔出小房间。我背着姐姐到那里躲起来了。透过木板缝隙，我们看到了鬼子在死人堆里翻找，看到了一个妇女手上的戒指，马上摘下来，塞到自己的兜里。真是无耻！

　　哭了一夜，我们睡着了。突然听见有人大哭，原来是一位妇女正在哭其死去的丈夫。听我讲完经历后，她决定带着我们姐弟俩一起走。结果，还没来得及走，就被几个闯进来的鬼子强奸了，我姐姐也未能幸免。

　　我和姐姐成了孤儿。我姐姐在日军投降前得了伤寒去世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本细菌实验造成的。

　　奸淫，连6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

　　刘仲铭，现年83岁，南京大屠杀时15岁，被日本人打得大腿软组织损坏。作为目前京津地区惟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仲铭老人在家中，接受了采访。

　　我原籍北京，1935年，作为北京琉璃厂的一名学徒，被派到南京分店做店员。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我和其他店员一起，提前住进了当时中国银行吴经理的公馆。公馆虽在安全区，其实并不安全，也被称为“难民区”。难民区占地3．86平方公里，收容难民最多时，达20余万人。安全区主要路口虽由外国使馆人员把守，但日军置国际惯例于不顾，多次闯入，以抓捕残兵、便衣兵为名，抓走大量平民加以杀戮。抓人依据是：是否光头，手中是否有握过步枪的痕迹，有茧子就视为握过。

　　在大广场上，他们命令男女站成两排，由女难民到男难民中认领亲人。最后，所有没被认领的，全被押到下关江边，集体用机枪扫射后推入江中！这是后来一位跳江逃脱枪击，幸免于死的木匠告诉我的。我也亲眼看到，一次被带走的青壮年，足足装满了4辆卡车。

　　十几天后，灾难再次降临。那天深夜，我和店掌柜及店员共11人躺在大厅里，突然听到一声吆喝：“花姑娘的给！”我们全部惊醒，“倏”地站了起来，警醒地看着两个闯入大厅的日本兵。我当时最小，只有15岁，站在排头。他们用枪把子猛击我的大腿外侧，其他人也都被打了，不敢出声。因为一旦反抗，就可能被一枪杀死。店厨夫因为手上擎着蜡烛，被迫带领日本兵去找“花姑娘”。

　　我们其他人就赶紧逃到大院墙后的小土山，趴在山上不敢再走。后来厨夫告诉我们，走出大厅，他们听到后院传来小孩哭声。于是，日本兵一脚把他踢了回来。

　　几分钟后，平房里传出哭喊声，很是凄惨。当时，我们真想冲下去。“下去了，就是去送死！”一位店员说。大家只能在揪心的哭声中苦熬。

　　第二天得知，逃难的老两口的仨女儿，被糟蹋了。最大的女儿不过15岁，最小的才6岁。当时，老两口跪地求饶。但恶魔般的日本兵根本不理会，之后扬长而去。

　　南京一夜间成了地狱，死尸累累，横躺竖卧。有的尸体被汽车轧成扁状，惨不忍睹。后来，我历尽艰险逃出南京，到上海，经天津回北京。

　　现在，每到阴雨天，我的大腿都会隐隐作痛。

　　死人堆里爬出两个孩子

　　夏淑琴，现年75岁，目睹惨象时，她才7岁，日本兵在她身上留下了3道伤口。回忆起当年悲惨的一幕，夏淑琴老人依然心有余悸。

　　1937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中华门东新路口5号，一群日本兵破门而入。日本兵有二三十人，气势汹汹，操着刀枪，举着小白旗。姓哈的房东一打开家门，就被杀了。40多岁的父亲跪在地上，请求日本兵饶了我们一家老小。还没开口，枪就响了，父亲倒在血泊中。恐慌中，我们全躲进祖父母的房间。

　　蛮横的日本兵冲进来，堵在前面的是我祖父，眨眼间他就躺在血泊中。我母亲抱着1岁的小妹，和哈家的孩子躲到桌子底下。小妹哭了起来，日本兵一把抢过去，把她摔死了。紧接着，妈妈被凶残的日本鬼子强奸后，被刺死在桌下。哈家的两个孩子，4岁的被刺刀刺死，两岁的被军刀劈开脑壳。

　　日本们又开始强奸我的两个姐姐，她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奶奶上前阻拦，被一刀捅死。后来，一个鬼子举起刀扑向我，我的肩膀上、腰和后背脊梁各挨1刀，我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哭声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原来是4岁的妹妹。她因为躲在被窝里而没有被日本兵发现，因为闷得太久，脸色已经发白。我用尽力气，把妹妹移到身边，看见床上和桌子上的两个姐姐，衣不蔽体，脖子上有被掐的深深的痕印。

　　饥饿与疼痛中，两个幸存的孩子大哭不已。我们顺着床沿，爬了下来，从祖父母和母亲的尸体边经过。（老人说到这，忍不住哽咽起来。）

　　在厨房里，我们发现了母亲以前做饭时留下的一些锅巴。靠着这些锅巴，我们在死人堆里度过了14天，我们除了哭，还是哭。周围的人全都死了，没有人照顾我们了。

　　我的伤口开始化脓淤血，幸好是冬天，要不肯定烂得更快。因为没有力气走出去，心里只求能被好心人发现。

　　庆幸的是，老人堂（相当于现在的“老人活动中心”———编者注）有人来查探，奄奄一息的我们，终于被救了出去。

　　听说后来有人去我家勘查情况，并拍了照片，写了日记。经证实，勘察现场的是美国牧师马吉。

　　奶奶被3个日本兵活活踩死了

　　王秀英，现年76岁，南京“万人坑”的见证人，那年8岁。

　　我家原来住在南京城北关。现在，已经找不到曾住北关的人了，都死了。讲这些真的没心情！太难过了！

　　我们全家共11口人。那年冬天，18岁和20岁的两个哥哥被迫为日本兵运输物资。因为想逃跑被发现，后被杀害在江东门。表哥躲藏在草堆里，因为动弹了一下，被日本兵发现，一刀捅死了。大伯因为害怕，躲在棺材里，也被日本兵刺死了。

　　当时，父亲被逼迫去江东门挖大坑。那个坑，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万人坑”，它就在现在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地方。我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用机枪扫射人群，只一会儿，一大片的人就全都倒下了。然后，这些尸体或者是被车拉走，或者是用架子抬着，全都被埋进“万人坑”。

　　日本鬼子嫌我父亲干活跑得慢，就用刺刀捅他的腿。幸亏那时是冬天穿着棉裤，腿没有一下子坏掉。父亲一拐一拐地回了家，带着我们全家人逃到1里地外的芦荡。

　　一天，我正在芦荡边玩水，听见日本兵来了，赶忙藏起来。我看见日本兵问我奶奶“有没有花姑娘”，奶奶回答说“没有”，就被打了一巴掌。日本兵不信，就到处找，因为找不见人，就用刀把我家养的猪刺死了。接着，我看见3个日本兵踩在我奶奶身上，奶奶大声说：“孩子，别哭！别哭！别被他们看见刺到你！”这是奶奶最后的话。奶奶就是这样被他们活活踩死了！

　　作者：实习生 任沁沁 本报记者 苏敏